今日之中國,與150年前的美國,在某些方面的類似表現,或許可以用馬克·吐溫的話一言以蔽之——歷史不會重演,卻總會驚人地相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私營經濟得到長足發展,中國已產生數量龐大的富人群體。據《胡潤百富》的統計數據,2010年全國大約有千萬富豪96萬個,十億富豪4000人,百億富豪200人。
而美國經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是一路高速增長,并成就了一批有影響的大企業家,如石油行業的洛克菲勒、鋼鐵行業的卡內基、汽車行業的福特等。在這個馬克•吐溫眼里的“鍍金時代”,大量財富迅速集中在私人手中,造成了美國社會巨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問題。
正因個人財富的迅速積累和由此導致的各種社會矛盾,使卡內基、洛克菲勒等富豪們紛紛成立慈善基金會,推動了美國慈善業的迅速發展以及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改良。這批現代意義上的慈善基金會相繼誕生,使美國慈善業進入一個新階段,有人稱之為美國“慈善工業時代”的來臨。
現如今,中國的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那么,中國的“慈善工業時代”是否即將來臨?
實際上,從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的出臺,允許民間成立基金會開始,短短六七年時間,由富人或企業出資的非公募基金會雨后春筍般地成立,其數量與發展了三十年的政府背景公募基金會已旗鼓相當。
2008年至今,富人慈善話題熱度也大大升級,一方面是汶川地震帶來的公民意識覺醒,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已經到了考慮財富歸宿的節點上。
隨著資產積累到一定程度,中國第一代富豪對金錢的認知日漸趨于明智;當財富數量的增加已難以再增加其幸福感時,為他人花錢,反倒可以讓人得到幸福,自身精神境界亦得以升華。此時,企業家就隨之升華為慈善家。
放眼國內,已有越來越多像曹德旺(專欄)、余彭年這樣豪捐幾十億資產的慈善家出現。
誠如“裸捐”富豪余彭年所慨言:“兒子強于我,留錢做甚么;兒子弱于我,留錢做甚么?!彼J為,子孫如果有能力,自會比自己做得更好;如果沒能力,整天花天酒地甚至黃賭毒皆沾,有錢反而害了他們。
而本期封面人物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也說,從福耀股票的分紅所得,自己也花不了,也無需投入到“再生產”,除了捐出去,別無所能。
我們承認合法財富的自由處置權,無論作為遺產留給子孫也好,乃至個人去進行高消費也好,只要是基于合法且遵照自己內心的真實意愿,就沒什么可說。從社會作用觀之,留給子孫也很可能創造新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即便用個人財富進行高消費,也會帶動一系列的市場效應。
不過,顯然我們更為欣賞那些捐獻給慈善事業的財富處置行為。我們樂見企業家們紛紛將一部分財富投向慈善領域,匯一條善的河流,促進社會的持續進步。這無疑是比他們的商業理想更大的情懷,也將給未來企業家們帶來新的游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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