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家要團結起來,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
5月11日下午,在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舉辦的中國民營企業投資與發展論壇上,臺下聽眾對河北大午集團監事長孫大午的發言報以熱烈掌聲。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對此的解讀是,中國民營企業家作為一個新生階層,已經登上了政治舞臺。
“中國的民營企業投資者有1300多萬人,占總人口的1%.”他說,這些人有資本,會經營,懂管理,對民主、法治的渴求比任何人都強。
中國民營經濟在經過30年的高速發展之后,在新一輪宏觀調控和日益趨緊的大環境下開始進行自我調整。
調整與發展之年
按照溫家寶總理在兩會上的說法,今年是中國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
民營經濟目前已經占到GDP的65%和全國非農就業的80%的左右,去年納稅總額4775億元。但民營經濟的行業準入、融資難等問題尚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這次論壇以“民營經濟30年:新生與困惑”為主題,目的就是給陷入困境和迷惘中的企業家解惑指路。
對宏觀調控和經濟走勢的判斷成為與會企業家爭論的焦點。
通策控股集團董事長呂建民認為,近五年來經濟高速發展所積累的問題和矛盾,今年集中爆發出來,這將成為民營企業最困難的一年。
遠東控股集團副總裁徐浩然已經感覺到民營企業今年必須面對的四大利空:上游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土地價格的飆升、勞動力成本增加,還有出口退稅等宏觀調控政策。這些壓力已經讓很多企業陷入了困境,徐說,“民營經濟將有一個陣痛期,今年可能就是轉型期的開始。”
“宏觀調控影響最大的就是民營企業,這是不能回避的事情。”保育鈞認為,除了上述四個方面,民營企業特別是以出口為主的制造行業,還得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如果沒有自主品牌,他們今后將很難生存。
“對民營企業來說,今年是調整的一年,也是最為關鍵的一年。”大中華國際集團董事局主席黃世再認為,經過30年的發展,民營企業需要來一次調整,為未來30年占據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做好準備。
全國工商聯黨第一副主席全哲洙對調整的觀點頗為贊同。他說,前30年的民營經濟處于第一次創業階段,主要依靠改革開放的推動,解決的是發展的問題;今后民營經濟進入第二次創業階段,將主要解決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問題。[next]
“一種制度、一種政策”
“民營經濟在各個地方的發展極不平衡,總體來說碰到的困難很大。”保育鈞說,突出的問題是:產業結構不合理、技術層次低、企業內部人才結構也不合理。
他說,這些都需要民營企業進行自我調整,在改變自己的同時,努力改變環境。
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院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寧認為,要破解民營企業當前的發展困境,需要幫他們解決減稅和融資難等實際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和行業準入問題。
“玻璃門現象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打破,行業壟斷要消除,”他說,所謂行業壟斷有利于鞏固國民經濟的看法,是經不住實踐檢驗的,國有企業能做的事,民營經濟同樣也可以做。
厲以寧要求以公平競爭為前提,將市場的事交由市場來辦。“不管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都不應該作為一種行政措施,人為干預。”他說,在市場競爭中,國有、民營和混合經濟各自發展自己的優勢,不僅有進有退,而且有分有合,只要確保公平競爭,他們都能夠健康成長。
呂建民呼吁干脆淡化甚至取消民營經濟的稱謂。“從現在開始,不要再給哪個企業標簽了。”呂認為,現在最重要的是對所有企業都適用一種制度、一種政策,不要再區分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否則的話民營企業將繼續遭受歧視和不公平待遇。
孫大午也直言,政策應該一視同仁。“我們看到很多立法,企業家沒有參與,也沒有發言權,”他說,企業家關心國家大事,也最愿意社會穩定,和平轉型,我們現在要求的就是公平經濟,在實踐上應該參與有關的經濟立法。
保育鈞說,作為一個已經走上政治舞臺的社會階層,民營企業家不再被動地上面講什么就接受什么,他們最大的社會責任,第一是改變自己,第二是推動政府改革,影響和改變環境。
保育鈞希望企業家通過合法渠道廣泛參與和引導政府決策。“從黨和國家的政策來看,渠道是逐步放寬的。”他呼吁企業家通過行業協會、商會以及各種政治組織,積極和政府部門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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