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建平：減稅是提升中國企業競爭力的現實路徑

　　探討中國宏觀經濟的氛圍正空前炙熱。通貨膨脹來勢洶洶，升值壓力持續存在，企業在緊縮的政策下時日難挨，資本市場更是在跌跌不休中讓投資者傷透了心。

　　當前最最緊要的問題是什么？

　　有人回答：抑制通脹；有人回答：刺激內需；有人回答：發展是第一要務，畢竟有13億人要穿衣吃飯。

　　外有國際金融危機之憂，內有發展硬著陸之患。中國經濟似乎到了一個關鍵點。

　　一方面是居民承受通脹的壓力，企業在緊縮的政策下成本越來越高、利潤率卻走低；另一方面是國家地方稅收高速增長，政府財力越來越雄厚，投資規模越來越大，擠占市場空間越來越多。

　　梅建平教授主張，中國到了一個非減稅不可的地步，而且要大規模減稅。政府要讓出更多的市場，讓市場發揮其應該起到的作用。

　　調整的關鍵時刻

    《21世紀》：大家對于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非常關注。您對下一階段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怎么判斷？

　　梅建平：我認為，2008年很有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轉折點。

　　目前，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實際上與兩個國家在歷史上所處的關鍵時刻非常相似，其中一個國家是日本，另一個是美國。

　　1973、1974年，日本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機，經濟走勢發生轉變。換句話說，1973年、1974年是日本經濟發展的一個拐點。當時，日本面臨的幾大矛盾，都與當下的中國有相似之處。第一個挑戰是石油價格的飆升。1973年底，震驚世界的史上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一場所謂因中東戰爭而起的石油危機在幾個月內席卷了大半個地球，油價在很短的時間里增長了近四倍。而日本作為一個貧油國，經濟發展受到很大影響：伴隨著石油價格的飆升，日本出現了高通脹，隨后其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滑。這種局面使得日本經濟實際上就從1973-1974年以后，從原來的1955年到1973年的年均增長9%的速度，下降到了直至上個世紀90年代基本上維持4%這樣一個水平，可見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而且， 1973、1974年日本經濟非但沒有增長，反而發生衰退。

　　美國在1979年、1980年也遭遇了這樣一個轉折點。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該國的石油出口受到破壞，從而引發了第二輪石油價格暴漲。1979年和1980年兩年間，美國通脹率持續在兩位數水平(分別為11.3%和13.5%)，這是戰后半個多世紀里罕見的現象。在所謂第二次石油危機來臨之際，美國出現了滯脹，“凱恩斯的藥方”不再管用。通貨膨脹導致政府沒有辦法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經濟發展停滯又要使政府必須采取寬松貨幣政策。這種進退兩難的局面，和中國目前的情況有幾分相似。

　　《21世紀》：為什么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的經濟能夠有比較好的復蘇？

　　梅建平：我認為最主要的有下面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美國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使得通貨膨脹在很短的時間里由兩位數下降到比較合理的水平。而由此帶來整個資本市場的恢復。因為美國的短期利率曾經一度升至18%左右。當然使得美國整個經濟出現簫條。但美國經濟出現簫條的時候，里根總統一方面及時采取減稅政策，另外一方面又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展政府支出，帶動了美國整個經濟的發展。

　　2008年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拐點，我覺得再維持10%以上的增長率是一種奢望，今后10-15年的經濟增長，比較可能的增長率應該在8%左右。

　　《21世紀》：我覺得中國與日本、美國相比，可能還有不同之處：中國的制造業雖然得以長足發展，但是遠遠沒有完成升級換代。而那時的日本和美國的發展程度，要比中國好。面對困境，這兩國的企業渡過難關，或轉型，要比中國的企業相對容易。

　　梅建平：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討論。但是我認為現在“中國制造”實際上也達到了日本70年代的水平，我認為這是沒有太大爭議的。

　　《21世紀》：現在的國際環境對各國經濟的影響，也已經遠非在二三十年前的情況可比?，F在的中國面對全球的通脹和經濟發展放緩，尤其是美國信貸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很大，據報道，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陷于困境，而中國是它們所發債務的最大海外持有者。您怎么看全球經濟、美國經濟對中國的影響？

　　梅建平：中國確實是買了相當一部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公司債券。不過我認為這些投資因美國政府擔保風險不大。

　　美國的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會是蠻大的，但是我認為中國面臨的經濟發展困境最主要還是中國內部的原因。

　　實際上，中國經濟從1978年到現在，“中國制造”到了需要經濟結構轉型的時候。換句話說，中國舊的經濟體制和現在的經濟發展模式之間的矛盾，導致中國到了必須進行進一步調整的關鍵時刻。

　　中國的宏觀經濟結構很多需要調整，微觀經濟結構更需要調整，要讓市場發揮更主要的作用。

　　《21世紀》：您覺得中國現在是不是一個調整的好時機？

　　梅建平：應該說和前幾年相比，中國的調整可能已錯過了一些時機，但我認為現在中國仍有很好的條件進行調整。

　　治理通脹仍放首位

    《21世紀》：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通脹和增長下滑的雙重風險，而這也無疑給宏觀調控提出了難題。您認為當下中國的宏觀經濟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

　　梅建平：首先是要克服通脹，其次才是想辦法解決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問題。

　　為什么我認為抑制通脹更重要呢？我的宏觀經濟學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的，師承美國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學習過程中我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體會：通貨膨脹是對經濟發展具有非常大破壞力的攔路虎。

　　通貨膨脹的巨大破壞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一般來說通貨膨脹對低收入階層的影響最大、最直接，對社會的穩定造成一定的壓力。第二，使得整個原來的經濟增長可預見性被破壞了，使其不確定性增加，令企業很難理性地做長期的投資和運營。這樣一來，企業都比較容易進行短期行為，整個經濟增長的質量就會下降。第三，通脹會導致金融市場不穩定，提高資金成本。所以，我認為通脹的破壞力相當強。

　　我不認為中國的通貨膨脹是所謂的“結構性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歸根結底還是一個貨幣行為，事實上還是中國央行累計起來的貨幣發行太多了。當然，所謂“熱錢”要承擔一定的責任。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央行每年的貨幣發行量都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因此鈔票無形當中就多出來了。多發鈔票雖然不一定馬上就會反映為通貨膨脹，但是時間一長，積累到現在肯定就不可避免的產生了通貨膨脹。

　　《21世紀》：可是，從2007年下半年、2008年上半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結構性的價格上漲確實存在，比如說食品價格上漲說占的比重，始終都是比較高的，這也是支持一部分經濟學家“中國是結構性膨脹”的這樣一個數據支持。

　　梅建平：如果只是食品價格等結構性因素導致的通脹，整個物價水平不會一下子就同時起來。我想提醒讀者注意，世界上任何一個發生通貨膨脹的國家，不會是所有的商品價格都是同樣的速度增長，上漲的速度都會是有高有低，都會是有一些引領物價上漲的因素，也還總會有一些是低于整個物價水平的商品。

　　從中國的宏觀經濟的角度來分析，要控制的是整體物價水平，而不是個別商品領域的價格上升。長遠來看，如果食品價格的確上漲比較快，那么其部門利潤一定會吸引新的資金投入。如果供給增加，可能通過一兩年，這些商品的價格就會自然回落。[page]

　　因此我個人認為，中國的通脹總的來說還是一種貨幣現象，而不是結構性的現象。

　　《21世紀》：治理通脹，有人建議用更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您如何看待人民幣升值對通脹的作用，升值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呢？

　　梅建平：因為中國目前的通脹比較高，人民幣實際上已經開始貶值，它的實際的購買力已經在下降。我個人做過一個粗略的估算，如果人民幣按照購買力平價來算，可能是在1美元兌6元人民幣左右，從目前的1美元兌6.8元到1美元兌6元，離升到位的幅度差距已經不是太大。因此我贊成一步到位升值。

　　但是這會出現一個很嚴重的情況，就是對中國國內的制造業來說，可能會喪失更多的國際競爭力，可能會產生沿海地區很多出口企業的倒閉，或者慘淡經營。

　　《21世紀》：可有這樣一個問題，您所認為的1美元兌6元人民幣左右并不是全球共識，如果人民幣已經升到1美元兌6元人民幣了，那么仍然有人認為人民幣升得還不夠，還要升值。人民幣升值一步到位有沒有一個可以界定的界限？

　　梅建平：中國在目前的外匯儲備情況下，應該有能力讓人民幣實行自由浮動，一步到位以后，再采取自由浮動匯率，當然這種自由浮動并不一定是完全的自由浮動，中國央行還是可以采取一定的政策來進行市場干預。

　　《21世紀》：您認為造成目前人民幣沒有實現自由浮動匯率的原因是什么？

　　梅建平：我認為主要還是就業的壓力。另外一個考慮就是中國的金融企業目前并非已足夠強大，能夠應付完全可兌換的市場環境。我認為現在政府部門還沒有足夠的信心。

　　我所謂的“一步到位”，是指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的一步到位，并不是說實現像歐美完全的自由浮動匯率。中國當然也可以實行一定范圍的自由浮動，這中間還有不同的政策選擇，也就是說，在實現像歐美這樣完全自由浮動匯率，和中國目前實際上的政府控制匯率之間，還是有很多的選擇。

　　《21世紀》：您覺得會有一個平衡點？

　　梅建平：對，我們可以選擇一個平衡點，再經過若干年，比如五年或者十年的時間，中國可以實現像歐美國家一樣的自由浮動匯率制度。

　　《21世紀》：關于治理中國的通脹，大家也是根據各自不同的觀點，開了不同的藥方，您覺得中國治理通脹的手段是否存在問題？

　　梅建平：我認為基本上方向是對的。但是因為貨幣政策實際上有兩個主要杠桿，一個是數量杠桿，另一個是價格杠桿。所謂的數量杠桿控制，就是通過目前所采取的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實際上就是限制銀行把錢放出去。第二個就是采取價格控制——利率政策。我認為利率還應該調整，包括存款利率?，F在嚴重的負利率，對老百姓，特別是中國四五十歲的人影響很大，這些人開始考慮養老、退休問題，把辛辛苦苦存下來的錢放在銀行里，購買力卻越來越弱。

　　《21世紀》：您談到提升利率，不管是存款利率還是貸款利率，因為中美之間存在利差的關系，如果中國再增大利差，會不會對熱錢的涌入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梅建平：人民幣的利率提上來，當然會影響一定的熱錢涌入，但我認為既然熱錢已經在涌入了，再增加一些熱錢，也不會造成更大的邊際影響。因為中國的資本限制，并不可能由于中國的短期利率提升進來更多熱錢，我認為該進來的熱錢已經進來了，不該進來的熱錢，不會因為短期利差再大量進來。

　　《21世紀》：有人認為數量型的貨幣緊縮政策，例如頻繁的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雖然可以抑制通脹，但也會有惡化信貸結構的副作用。因為這種方式將使得銀行天然的希望將有限的資金提供給大企業，中小企業則更難以獲得銀行資金的支持。

　　梅建平：在貨幣政策工具選擇方面，我傾向于利率調節。因為法定存款準備金基本是一個行政色彩比較濃的調節工具，但是也并不是不應該用這個數量工具，應該數量工具和價格工具調節并重。

　　我為什么比較強調利率手段呢？因為利率手段使得中小企業如果愿意付比較高的利息，那么資金價格的信號還在起作用。小企業還可以在利率市場上進行競爭。如果純粹采取數量的手段控制貨幣供應量，很有可能中小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會更弱。因為完全數量上控制，可能銀行更愿意把資金貸給比較大的企業，而中小企業就會受到比較大的影響，使很好的項目也貸不到錢。

　　《21世紀》：有觀點認為，中國的市場是一個不完全市場化的市場，中間的一些傳導機制不暢，那么在一個不完全市場化的市場，控制通貨膨脹用一個完全市場化的機制來調節，比如控制貨幣數量和價格，能否起到完全市場化條件下所起到的作用？

　　梅建平：我認為對抑制通脹來說，利率價格應該還是很管用的，其原因主要在于老百姓會在當前消費和將來消費之間做一個選擇，就像油價提高大家就會少開車一樣。如果現在的消費價格(利率)提高，老百姓的當前消費還是會受到一些影響，進而對整個價格水平產生影響。

　　大規模減稅勢在必行

    《21世紀》：中國持續三十年來都是維持一個高速增長，而抑制通脹的過程勢必會影響到發展速度。有觀點表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果不能維持到8%，經濟社會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企業會出現問題，就業會出現壓力，社會安定因素也會受到影響。

　　梅建平：中國現在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推進下一步改革目標的階段：我認為現在的中國實際上可以考慮大規模減稅。我最近看了福布斯全球競爭力的排名：中國的稅負大概排在世界的第三第四名。

　　這個指數水平相當高。實際上，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居民稅負和企業稅負確實不低。為什么美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經受了滯脹兩座大山的壓力下能夠重新振興？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里根總統的減稅政策。

　　《21世紀》：中國政府現在的減稅政策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

　　梅建平：首先，最重要的應該是降低企業營業稅稅率。中國企業的稅負高的離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管企業賺錢不賺錢，只要有銷售收入就要納稅。

　　《21世紀》：您覺得企業營業稅稅率降到什么水平比較合適？

　　梅建平：我認為稅收應該考慮刺激企業的發展。因為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最根本的源泉和動力。目前可以考慮大幅度的調低營業稅稅率，即使減半也可以考慮。

　　另外，我認為所得稅稅率還是比較高。25%的企業所得稅是不是可以考慮降到20%？個人所得稅也應該考慮下降，我認為起征點可以提高，這樣可以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負擔。為了鼓勵投資，我認為45%的最高收入稅率也應該考慮降下來。

　　《21世紀》：怎樣的稅收制度調整會使中國的企業稅負更合理？比如有人主張開征消費稅。

　　梅建平：稅負最優從來都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簡單的一個經濟問題。開征消費稅有經濟的考慮，因為它有一個“缺點”：大家是一視同仁的。政府一般希望稅收能夠向中低收入階層有所傾斜。

　　《21世紀》：有觀點認為，現在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的聯動性非常強，因此對中國的發展也比較悲觀。

　　梅建平：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應該想盡一切辦法，把國內的老百姓的需求能夠刺激起來，把中國內部的發展動力激活。要激活內部發展動力，就要把個人消費能力激活，要把國內企業的一部分投資激活。要激活個人消費能力和企業投資，第一需要政府創造一個比較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也就是說要把通貨膨脹在比較短的時間內降下來。第二政府要采取大規模的減稅政策來刺激經濟。政府要把更多的錢放在老百姓的口袋里。過去十年以來，基本上每一年的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政府在整個國民經濟，在GDP當中所賺取的部分越來越大，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是相當不利。要把財政收入與GDP的平衡增長作為一項重要國策定下來，限制財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長。

　　《21世紀》：今年上半年的稅收，國家統計局已經公布，從稅收比重分析，有人認為企業的納稅能力下降了。也就是說實體經濟不是很樂觀，隱藏著經濟下滑。

　　梅建平：確實實體經濟有很大的隱患。因此我認為現在中國到了一個非減稅不可的地步。近期，媒體和專家都在呼吁：中國要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比較寬松的財政政策。

　　政府是更多采取公共支出的方法來刺激經濟呢？還是政府通過減稅把更多的錢放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呢？我認為這是現在宏觀政策的重點。

　　中國已經到了整個經濟運轉的效率出現比較大問題的時候。政府投資占整個投資比例太大。相對政府投資，私人的投資更有效率。

　　《21世紀》：也有人擔憂，中國刺激內需，執行減稅，會不會抵消對通貨膨脹的抑制作用？

　　梅建平：我想會抵消一部分緊縮的貨幣政策作用。但是如果貨幣政策有足夠的力度的話，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還不能完全沖銷它的作用，抑制通脹還是會有相當的作用。

　　《21世紀》：有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在其起飛的階段，也是先污染后治理，甚至中國比他們那個時候還要好。中國現在要求中小企業要節能降耗，要求它們給工人一個很好的保障，認為它們沒有這個能力來承載這么多的功能。比如推出《勞動合同法》，您是怎么看呢？

　　梅建平：如果與世界橫向比較，中國企業的負擔在世界上是比較重的。很重要的是中國各種各樣的稅收，包括各種各樣間接的負擔，使得中小企業的成本相當高。實施《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員工有一些保障，這些保障實際上政府是需要承擔一部分，現在越來越多的責任是由企業來承擔，比如說“三險一金”，現在有相當一部分需要企業來交的，這部分能否政府更多的承擔，來減輕企業壓力?，F在為什么要采取減稅政策？因為減稅可以幫助中小企業減輕一部分的運營成本。

　　對于中小企業環保的要求，我認為并不是過分。中國現在已經到了該環境治理的時候了，否則的話，對我們的后代，包括對我們這一代的身體健康，都會產生很嚴重的影響。

　　不注重環境保護，這些成本最終還會以其他的方式來付，如說較高的醫療成本，整個一代人的生活質量的下降等等。

　　《21世紀》：但是在其他的發達國家的起步階段，對企業也是課以重稅的，為了要積累財富。

　　梅建平：我并不這么認為。比如說香港地區、新加坡的發展。香港地區實際上從上個世紀60年代經濟起飛以來，個人稅、企業稅基本上處于目前的水平。

　　《21世紀》：剛才您談到中國企業也是一個轉型的時機，但也有人問，中國有世界一流的品牌嗎？有銷售渠道嗎？有高精尖的技術嗎？什么都沒有。中國現在所擁有的發展優勢就是人力資本優勢，應該堅持人力資本優勢才能持續發展。

　　梅建平：我不敢茍同這樣的觀點。

　　日本在1973年、1974年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由于大量外貿的順差，使得日元在很短時間大幅升值，日本企業實際上也是面臨巨大的壓力。美國的很多企業，在1979年、1980年的時候，如果向銀行借錢，需要承擔20%的利息，它們怎么能夠生存？

　　如果政府不給企業一些資源，通過減稅把錢放回到企業的口袋里面，讓他們做產業升級換代、建立銷售渠道，創立名牌是很難實現的。不僅僅是中小企業，大企業也是一樣，同樣面臨更新換代、產業升級、創造品牌，建立世界性的銷售渠道這樣的挑戰。減稅是使企業提升長期國際競爭力的一種現實路徑。我們不能永遠只做勞動密集的鞋子、襪子、打火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