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糧改：“糊涂賬”背后的糧食安全隱患

　　2004年開始的新一輪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已經推行了5年，不過處于改革前沿的基層糧庫對自己究竟會走向何方卻并不清楚。

　　“2007年9月黑龍江省就發了一份文件，當時給糧庫的所有職工開會，說是要實行股份制，進行集團化經營。但到現在只是實行了第一步，就是買斷工齡，與職工簽訂合同。”哈爾濱阿城第一糧庫的一位職工告訴記者，至于下一步如何改，他并不清楚。

　　不僅如此，記者采訪了多位糧食局官員，他們都沒能告訴記者此次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結束時間和最終的目標。

　　“外行看不清楚，內行看不明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徐小青這樣形容基層糧庫改制的復雜局面。

　　一個地方一個樣

    講到基層糧庫的情況時，徐小青連說了兩遍很復雜。“一個地方一個樣。”他說。事實也的確如此。

　　據黑龍江當地糧食系統人員介紹，相當一部分糧庫的房產都已經抵押給了銀行，必須撤銷抵押才能夠對資產處置實施改制，而地方財政缺乏資金，改制只能拖下去。

　　哈爾濱的阿城是國家500個商品糧大縣之一，目前城內的7家糧庫竟無一家完成改制。大都只是買斷工齡，以此來削減糧食系統龐大的人員開支。而原本應改為股份制，集團化經營的糧庫，其所有權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

　　吉林政府則似乎下定了決心。7月25日，吉林省政府下發了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產權改革的文件，按照“支持央企、引進外企、發展民企、壯大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思路，原則上市縣不保留由其管理的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企業，有條件的糧庫會被劃歸國家糧食儲備系統，不符合條件的尚有凈資產的整體出售，資不抵債、長期虧損的進入破產程序。

　　同是主產區的河北省情況則大不相同。記者調查到河北的基層糧庫一半都在2005、2006年基本改制完畢，大多數國有糧庫都已經進行資產處置、人員買斷。

　　上述種種情況就是目前基層糧食流通的多主題、多渠道的發展狀況。徐小青表示，眼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基層糧庫的發展方向和具體情況還不好下一個定論。[page]

　　一樣的困局

    盡管基層國有糧庫情況各不相同，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經營困難。

　　在黑龍江，阿城第一糧庫已經一年沒有發工資了，糧庫的房產早就抵押給了銀行而且無力還款。阿城7家糧庫中除擔負著國家儲備任務的3家外，剩余的4家已經有2家關門停業。

　　在吉林，四平市糧食局的一份統計顯示，截止到5月19日，除了儲備糧之外，市直國有糧庫僅收購糧食9.5萬噸，而民企同期收購了61.5萬噸。

　　在河北已經完成改制的滄州市南皮縣鑫源糧食貿易有限公司，同樣由于資金困難，在今年的小麥收購季節，僅僅靠自籌資金收購了少量糧食。而在河北的另一個產糧大市——衡水市，市糧食局官員告訴記者當地的基層糧庫比滄州還困難。

　　至于困難的原因，諸多接受采訪的人士指向改制。吉林省農業發展銀行客戶一處副處長莊曉明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大部分國有糧庫仍未進行產權制度改革，處于改革的夾縫之間，糧庫主任們不知道何時改、如何改，所以很難真正用心把企業經營好。而在市場競爭中，國有糧庫也遠沒有其他所有制企業靈活多樣，競爭能力日趨弱化。

　　南皮縣糧食局局長齊貴德則表示：“糧庫改革后現在完全是企業化經營，失去財政支持，一沒資金，二沒貸款，難免生存困難。”

　　安全隱憂

    在糧改以前，中國大大小小的糧食收儲企業都高度依賴國家的財政支持：由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提供政策性貸款，國家財政提供補貼。在這基礎上產生的虧損，則向財政掛賬。

　　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是財政的沉重負擔。“糧食企業成了補貼的無底洞，全國一年對糧食企業的補貼達到700多億元，每年還發生100多億元的虧損掛賬。”2001年，對于改制前的糧食流通體制財政部發出自己的不滿聲音。

　　面對財政的巨大壓力，在財政部的推進下，糧改在2004年開始推進。但是在當時財政壓力下逼出來的改革，并沒有給基層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劃定明確的方向，甚至基層糧食儲備、宏觀調控等執行問題都沒有相關規定。“文件只是要求地方承擔應急供應、地方儲備等宏觀調控任務，但是誰來做、怎樣做都沒有相關規定。”滄州市糧食局供銷調控科科長張維華說。

　　就是這樣逼出來的改革給糧食安全留下了隱患，在糧食安全變得日益緊迫和重要時，有關糧食安全的工作則變得有些被動。

　　據糧食系統官員介紹，今年四五月間，國家糧食局曾口頭通知各地糧食局不再給外商獨資企業和合資企業發放《糧食收購許可證》，據該糧食局系統人員介紹，此舉是出于糧食安全的考慮。

　　不過即便如此，在當地外資收購糧食并不會受到很大影響。“因為許可證是糧食系統發的，但是監管是工商部門，這個政策并不能得到很好監管，同是對外資委托當地企業和糧庫收購糧食并沒有規定。只要愿意，外資可以委托當地企業收購，這一政策對他們影響并不大。”上述人士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