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成為百年老店的主客觀因素

　　全球以及中國經濟發展格局的種種挑戰，要求我們做出新的選擇。黨的方針政策把非公經濟請進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門，但是中國企業怎樣做，做得多大、多強，能走得多久、多遠，就要看企業自身對路徑的選擇了。中國企業基業常青需要客觀環境的配合，“適者生存”?；勐攪H老板郭凡生前幾天有個演講，題目是：“為何民企得不到公平待遇”，他這樣說：

　　“我們企業家都準備失敗，但我們失敗不會像國營企業家那樣失敗，我們每一個人失敗都會像德隆，或千千萬萬民企失敗一樣，為中國企業未來的發展做鋪路石子。沒有一個保護企業家的制度，沒有讓民營企業家充分具有平等的制度，中國民營企業就不會發展，中國民營企業能夠成為百年老店嗎？不可能的。”

　　慧聰國際老板郭凡生講的有點悲壯，實際上中國民營企業能夠成為百年老店的很多。關鍵是如何看待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客觀環境，如何揚長避短。

　　最近由中全聯企業發展研究中心組織完成的抽樣問卷調查結果表明，中國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和生命力的持久正處于關鍵期和重要機遇期。

　　把準中國經濟形勢脈搏

　　為什么說關鍵期，讓我們首先回顧一下不同時期的不同主導產業情況。

　　從中國的經驗來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主導產業。90年代主導產業是輕工和紡織。在90年代后期大家知道有一次大的通貨膨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輕工、紡織高速增長出現大的瓶頸，原材料、能源、交通出現了問題，經濟降下來，有這么一個調整。調整之后06年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動力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出現新的高成長行業，新一代的家電產品冰箱、彩電、洗衣機、電腦等都出來了，也出來一批我們稱為服務業的公司，比如房地產公司，當時泡沫比較大，跟現在房地產發展還是有比較大的區別，金融、炒股票、炒期貨等等，出現新的高成長產業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03、04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4％，增長了幾年，我們也進行了宏觀調控。

　　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內需不足了，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了。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因為06年一批高成長行業到這時候沒勁了，需要新的高成長行業出現。一直到2006年的下半年開始，新的一批主導產業浮出了水面，經濟相對比較低靡，我們一直努力擴大內需，這時候真正的內需才出來。整個經濟增長的局面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這就是這一輪經濟增長出來了。那么這一輪經濟增長的結構是什么呢？起帶頭的實際是汽車、住宅、城市基礎設施、電子產品，我們可以稱它為龍頭行業、先導行業、帶頭行業，這些都是類似于消費者，比如城市基礎設施建好之后也是相對的消費品，然后它拉動一批中間投資的企業，主要是鋼材、有色金屬、機械、化工，我們成為中間投資品行業，主要是提供原材料和裝備。我們鋼鐵增長很快，有色增長很快，機械行業十個大類九個里面都是增長非?？斓?。這兩個行業又拉動了電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業和港口、鐵路、公路運輸行業。能源和運輸行業我們稱之為基礎行業。

　　幾個龍頭行業為主導，相對形成一個高成長的產業群。這幾個龍頭行業他有龍頭和龍尾，比如汽車往上拉是電子、紡織等，往下拉汽車又有組裝，有大量的零部件廠商，另外汽車造出來之后出去要銷售、信貸、保險，包括租賃、維修、保養，像國外還有汽車旅館、汽車餐館，一大批都出來了，如果汽車產業本身是1個話，往上拉是1，往下產值達到了2.6，這叫汽車服務業，所以咱們講汽車一個是汽車制造業，一個是汽車服務業，汽車服務業創造產值、稅收比汽車制造業大得多。

　　你到國外看一下，人家有高速公路，路不錯，我們現在路也不錯，路上跑的是車，旁邊是修車的、汽車餐館等等，整個是汽車社會，而我們為什么沒有發展起來？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形成汽車社會。房地產高速發展可以拉動50多個行業，鋼鐵行業為什么發展這么快？去年鋼鐵新增量的65％和70％是用于房地產，房地產業高速增長鋼鐵肯定要高速增長。像蒙牛這種消費品，大家以前有一個錯覺，中國人吃的問題已經解決了，這個行業不可能有高增長了。其實不然，這幾年乳制品增長非常的快，因為我們現在吃的方面也在升級，比如數碼相機，數碼相機這兩年的增長速度非?？?，整個日常消費品方面增長也很快，后面也是一個大的產業群，這一次因為我們增長是市場和消費導向有幾個大龍頭造成大的產業群。

　　兩大主導產業起來了，中國經濟能大發展，企業才能有持續發展生命力。

　　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發展很快快，大部分都是分享了高增長契機。所以我們說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根據國際經驗特別是大的國家來講，美國、日本、德國、意大利有一個特點，當汽車進入大眾消費階段之后，汽車的高速增長可以持續20年、30年甚至更長，這是一個國際經驗。

　　我們中國汽車工業已經搞了50年，但有人說小老孩搞不大。大部分老百姓沒有買車，沒有進入大眾消費時代，所以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但最近兩年產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進入了大眾消費時代。一個產業要做大，光靠幾個單個的人坐車，貴族消費是不行的，市場非常小，要讓大部分人進來?，F在已經進入這個階段，但才兩年，最近市場汽車比較低靡，馬上感覺心理不踏實，其實這個行業剛剛起步，因為前兩年增長太快了，井噴式的增長持續不了多長時間。包括住宅，現在也快速增長將近20年，汽車和住宅這兩個行業大家不要小看它，實際上它是非常重要的。

　　后面拉動一大堆的行業，可以說我們今后10年、20年我們對中國經濟是有信心的，我們感覺到談論中國經濟問題，可能分歧最小的一點就是中國經濟增長還有很大的潛力，大多數人都認為中國今后10年、20年甚至30年保持高的增長速度是完全可以的。但你有什么根據？我說根據就在這里，就是因為這兩大主導產業起來了。這兩個行業起來之后，整個經濟增長的平臺就搭建起來了。所以大家要對中國經濟要有信心。

　　這一輪增長按照中央的說法，就是我們經濟中出現了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出現了一些問題。問題在什么地方？這是一個總的描述，從產業角度來講具體出現什么問題呢？實際上從去年下半年就出現了結構失衡。如果價格由市場決定表示為漲價，比如建材漲價、有色金屬漲價、煤炭漲價等等，受到價格管制的產品處于短缺，比如電，電就拉閘限電，鐵路運輸供求缺口的擴大。

　　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供給形成的周期不一樣，中間投資品行業需求量很大，先導行業比較快，第二就是中間投資品和基礎行業具有投資拉動投資的特點，比如鋼增加需要電，電增加又需要鋼。第三點就是市場化的產業，先導行業和中間投資品行業市場化程度是比較高的，市場化投資主體為主，供給反應比較快，而基礎行業仍然有較大的分歧，供應比較慢。供應最慢就是運，運里面最慢就是鐵路，鐵路這兩年正在快速回應，但在目前的體制上，運營要有很大的增長現在還是很困難。

　　這里面引出一個問題，到底經濟是改革還是加速？經濟加速我們總是遇到一些瓶頸，原因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投資主體對市場反應的速度慢。另外政府干預不一樣。另外還有信息支撐的問題，比如現在講市場的運作，比如先導行業和投資品行業，比如像鋼鐵漲價了，大家都去搞鋼鐵，實際上你在搞的時候，同時有很多人在搞，當你發現的時候已經有一批人在搞了。

　　從國民經濟總體上考慮，我們認識上是否也有一些盲目性呢？過去中國的鋼有1億噸1.5億噸就已經到頭了，現在2.5億噸都不夠。電以為十五期間增長5％左右就可以了，現在15％都不夠。汽車也是一樣。很多大的經濟總量數字現實往往超過預期。增長比較快，但仍然有很大的區別?；A行業市場化程度比較低，跟國家漲價政策也有關系。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僅僅從產業的角度來講的話，也應該有一個目標，利用增長潛力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前提之下，形成新的結構協調。鋼鐵短期來講如果增長過快的話，會出現過剩，但中長期來看，是否過多，現在不能做判斷。不同的行業采取措施不一樣，不能一刀切。

　　總結：企業要發展必需看清中國經濟形勢大局，不能蒙著做。要想把握經濟局，必須關注政治形勢。

　　影響企業競爭力生命力的治理結構

　　在國有中小企業改制大潮中，不少企業通過非自然的方式實現控制權更迭的現象時有發生。權力之爭驚濤駭浪，表現形式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政變”爭奪的是企業控制權，決定勝負的卻是“資本”力量，比如樂百氏、新浪。然而，新環境正在催生新問題。

　　2007年8月，江蘇省江陰市一家企業，發生了一起并非完全用“資本”說話的“企業政變”——原7名董事會成員中的6名董事，采取在董事會上突然發難的手段，一鼓作氣將董事長趕下了臺！

　　事件雖然發生在一個小小的縣級城市，但事件背后卻對很多企業有警示作用：為何這種不甚光明正大的“政變”在事后卻最終合法……此種“政變”不只關系到個人一生的心血與榮辱，也對企業的興衰與員工的生計產生影響，不可等閑視之。

　　「“政變”背后的奧秘」

　　作為掌控企業20多年的企業家，何以在瞬間就被手下弟兄顛覆？作為董事長一手提拔起來的副手們，又何以“同仇敵愾”地聯手推翻自己的老領導？難道真的只是因為股權分配而“大打出手”？

　　為了調查事實真相，本刊記者撥通了江陰機械制造有限公司現任董事長的電話。在記者的強烈要求下，對方同意接受采訪。但當記者3月5日在料峭的風雨中飛抵江陰后，他卻突然隱身不見，任憑怎樣聯絡就是不肯露面。

　　萬般無奈，記者找到了江陰市市政府“政變”事件協調組負責人——江陰市政府體改辦負責人。該負責人認為：拋開“政變”事件所采取的手段不談，單就事件的意義而言，表明了企業干部職工的“法制意識”在增強。因為現在有些企業雖然改制了，但其管理方式并沒有實質性改變，有些廠長雖然改制成了董事長，但仍然用廠長的方式管理企業。一個人說了算，凌駕于董事會之上，股東們要罷免董事長當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以“政變”的方式迫使董事長下臺，怎么可能是“法制意識”在增強？記者對此表示疑惑。但體改辦負責人說：從理論上講董事會罷免董事長是要有程序的，但事實上企業在具體運作過程中，又很難事事都按程序去做。

　　“政變”事件一時撲朔迷離，記者只好暗訪一些事件的知情者，希冀從外圍探究“政變”背后的真正原因。歷時數日奔波，“政變”事件終于在眾說紛紜中逐漸浮出水面：

　　原因一：企業家不會“做人”導致政變。部分知情者認為：該公司從風雨飄搖走向今天的輝煌，董事長的確功不可沒。但作為企業家不應只會“做事”，也應會“做人”。6名“政變者”應該說均是張董事長一手培養并提拔起來的，但卻無一例外地反對他，難道他不應該反思嗎？這正像卡耐基所言：“人的成功85％靠人際關系，15％依靠才華。”如此看來，在“競合”已經成為世界主流的今天，依靠“家長制”、“一言堂”已經不能“雄霸天下”了。在這種社會大背景、大趨勢下，企業家“情商”的能力不可忽視。

　　原因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態導致政變。一些人認為：“政變”的根本原因在于股權分配。雖然董事長對企業貢獻卓著也是事實。因為經過兩次改制和一次增資擴股，董事長已擁有企業42％的股份，遠遠高出董事會其他成員持股比例，這就成為逼宮董事長下臺的直接動因。董事們想不通：“企業怎么可能一夜間就變成你張家的？”（部分政變者語）

　　“企業瀕臨破產時，沒有人會想到去承擔責任，企業碩果累累時當然應該是大家有份，這就是丑陋的國人心態。”一位為董事長鳴不平者忿忿地說。

　　原因三：沒有絕對的控股導致政變。一些與董事長較為熟悉的企業家認為，導致政變的根本原因就是董事長沒有絕對控股。換句話說，董事長的股份不是占多了，而是還不夠。他們指出：對于國有中小企業來說，企業經營的好壞，在現實條件下根本就是企業家一人在發揮主導作用。那為什么在企業改制時不能讓有杰出貢獻的企業家相對控股？難到我們能容忍把企業搞到破產倒閉者得不到懲處，使企業飛黃騰達者得不到回報這個不公正的事實屢見不鮮嗎？看來，對這種不公正現象的改變，比減少不公平的“政變”發生更難。

　　據悉，江陰市一些受“政變事件”震動的企業家，正醞釀該如何持有企業的絕對控股權。對于他們來說，董事長是一面讓人心驚膽戰的鏡子。

　　“政變事件”至今尚未有最終結果，但對董事長來說，這已是一生都無法愈合的傷痛。而對于無數受“政變事件”震動的企業家來說，無論是醞釀著如何持有企業的控股權，還是增加自己的“情商指數”，都是一個極富轉型期特色的生死話題！

　　「被顛覆者為何無計可施？」

　　用法律賦予的權力宣布不合法的董事會散會，能夠暫時挫敗政變者的陰謀，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政變者既然是蓄謀已久，肯定能夠再次卷土重來。那么，作為董事長又應該怎樣徹底挫敗政變，確?；鶚I穩固？

　　魏杰以為：如果一個企業的董事長突然遭遇到董事的發難，那么他在宣布散會以后的首要任務是立即召開股東大會，重新選舉產生董事會。這是因為，董事會是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的，而股東大會提名董事的權力是由股份的多寡決定的，即擁有股份越多，提名的董事就越多。

　　而張卻不然，事件發生后他的第一個反應是向政府匯報；當政府的行政手段無法干預民營企業的內部糾紛時，他又急于召開中層以上干部會議。我們暫且不說那些中層以上干部是否真的是受到政變者威脅而不敢來參加會議，單就這樣的會議本身來說，根本就不具有法律效力！要知道，對董事會有影響力的是股東大會，而不可能是中層干部！它惟一能說明的只有一點：企業雖然改制了，但張的管理手段、方法仍停留在傳統的國有企業管理模式中。

　　「企業改制出路何在？」

　　從這起“企業政變”事件來看，突出暴露出來的問題有兩個：

　　其一，企業改制不徹底，運作不規范，導致有人借機漁利。董事會的構建基本是延續了原來老的領導班子，就是企業改制過程中留下的隱患，而這樣的隱患在由國有轉為民營的企業中，幾乎比比皆是。原因是許多管理者缺乏相關管理知識，誤認為既然過去都是領導班子成員，改制后當然也應該是董事會成員。

　　該公司股權變更歷經3次，但董事會構成卻基本沒有變化，尤其是增資擴股以后，股份發生明顯變化，而依然維持董事會原有的格局。魏杰指出：當股份發生變化后，企業必須召開股東大會重新選舉產生董事會，否則就無法保證股東，尤其是大股東的利益。因此，公司董事會的構建本身就是不合法的，那么，它發生政變是完全可能的，相安無事反而只能是僥幸。

　　其二，企業改制缺少良好的外部配套環境，管理層收購企業股份的資金沒有來源。魏杰認為：這是中國企業民營化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中國銀行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貸款就要抵押或有擔保，否則就不給貸款，而國有企業的管理者長期拿較低的薪水，原始積累還遠沒有達到收購一定股份的條件。于是在無奈之中，難免就有人選擇錯誤的做法，董事長就是典型的MBA案例。

　　怎么樣解決這個問題？魏杰說：縱觀國內的一些案例，有的是采取逐步獲取股權或分期付款的方式，以分散支付時間緩解資金壓力；有的采用股權質押辦法獲取“銀行”貸款；還有的通過信托公司獲取融資等等。但無論哪種方式，真正成功的案例其實并不多。

　　魏杰認為：最關鍵的解決方案就是要調整、改革現行貸款制度，不僅僅是物質財產的抵押，還一定要加強信用擔保體系建設。而信用體系建立的關鍵，就是要評價個人未來的預期收益。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國退民進”戰略才能真正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