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政策實施過程中,如何平衡以應急為目標的基礎設施
從4月16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我國一季度經濟數據看,GDP同比增幅6.1%,其中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最終消費拉動GDP6.1%增幅中的4.3個百分點,投資拉動2.0個百分點,外需負拉動0.2個百分點。相關數據顯示出,去年10月以來中央關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攬子計劃,使經濟形勢出現一些積極變化。
我們知道,2009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基調可以總結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這一政策在下一步的實施中可能遇到哪些難題和挑戰呢?
擴大內需的來源主要有兩部分,消費拉動和投資驅動。理論和實踐證明,投資對拉動經濟的效果非常迅速,而通過增加收入、減稅等方式促進消費的時滯效應較強。這是短期和長期的選擇,也是目前擴大內需的政策主要倚重于投資的一個原因。
但是,如何平衡以應急為目標的基礎設施投資與以促進消費增長為目標的結構調整,將是政策決策中的一個難點問題。
當前基建投資實施存在的三個問題
宏觀刺激政策不能僅依賴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重點還應當放在鼓勵消費上。到目前為止,可以觀察到的政策重點,還是1998年應對危機時就已常用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但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拉動內需也只能理解成應急性的措施,而且目前的實施也存在以下的問題。
首先,經濟環境
其次,經濟結構已發生變化。1997年時,政府和國企可以支配的資源占整個經濟的比重超過一半;到2008年,隨著民營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中國的經濟結構中70%已經是非公有制經濟,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資的帶動作用相對降低。
最后,需要防止對投資的繼續過度依賴和投資的高速增長可能對消費帶來的擠壓。在世界主要的經濟體中,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例已經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中國曾經就是因為投資增長率過快、投資占GDP的比重過高而導致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在當前亟待擴大內需時,我們可以考慮刺激投資,但是要防止對于投資的過度依賴、以及由此可能導致新的產能過剩的發生。
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所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對當時應對經濟的迅速回落無疑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但是從10年來的增長情況看,消費對GDP的貢獻度卻持續從當時的45%左右下降到35%左右,處于歷史上的較低水平。因此,與1998年相比較,現在需要在擴大內需方面進行更多的改革開放方面的積極創新,社會保障制度、養老、醫療等都應該有更多實質性的舉措。[page]
擴大內需期待基礎制度改革
擴大消費需投入更大努力,應對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等基礎制度框架進行改革創新。
一段時期以來,研究界一直關注內需的疲弱特別是消費對于GDP貢獻度的下降,但是,在外需增長勢頭較為迅猛時,內需的擴大往往容易受到忽視。同時,較之投資的迅速啟動速度來看,消費的擴大往往需要對整個國民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進行制度創新,因而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從政策效果看,啟動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來刺激經濟往往見效較快,而以增加收入、減稅等促進消費的方式來拉動內需存在時滯性長的弱點。但是,在當前的結構調整壓力下,僅僅依靠投資來帶動,可能并不能有效解決此次經濟迅速回落中所暴露出來的對于投資的過度依賴、以及產能過剩等問題,關鍵還是消費擴大的政策措施。
擴大內需短期政策應側重民營經濟
擴大內需中的短期政策重點應當放在能夠大量吸收就業的民營經濟上。
目前,從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刺激內需政策角度看,大量基礎設施項目可能基本集中在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一些企業稱為調整中可能出現的“民企國企化,國企央企化,央企壟斷化”的現象可能并不一定準確,但是如果調整中出現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沖擊過大、大量資源投入到壟斷的資本密集型企業中,則是需要防范出現的狀況。
對于這些能夠大量吸收就業的企業來說,最為需要的,可能不僅僅是新上一些基礎設施項目,更多能夠惠及他們的,可能還是減稅等政策舉措,以及放松管制、降低準入門檻的舉措。
如果說中國經濟可以在金融危機這一次外部壓力推動下完成向內需主導增長的格局的轉型,那么要走出當前的調整壓力,時下中國最為需要的,將是能夠充分利用這一次擴大內需、應對危機的機會,打破那些能夠吸收巨大就業和創造內需增長點的行業的壟斷和管制,重新根據自身的優勢重新布局擴大內需的政策舉措;中國的企業也應當有更大的視野,在新的環境下重新調整策略、重新布局自身的資源,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和走出調整形成新的推動力。
在具體的政策操作中,從推動結構轉型的角度看,中期的政策目標可能是希望降低對于投資的過分依賴,提高消費的貢獻,但是目前所應用的應急性的措施又必須依賴投資,這可能在特定的階段的政策操作中出現矛盾。
基于以上考慮,在宏觀經濟穩定下來以后,我國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重心需要很快轉向實質性的擴大內需、擴大居民消費的方面,轉向促進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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