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創投的“痛”

　　2009年7月3日，杭州盈開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項建標和杭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簡稱開發區創投)簽約，發起成立了一期金額達1億元人民幣的杭州盈開創投基金。這是他個人由“草根投資者”轉型做職業投資管理人的一個里程碑事件。某種意義上，也是浙江民間創投在摸索試錯中走向規范化和職業化的一個縮影。

　　在簽約儀式結束之后，項建標懸著的心才終于踏實穩定，吐出了一句百感交集的感嘆：“過去2個月如同20年！”

　　2個月前的5月4日，有“天使大哥”、“民間風投第一人”之稱的紅鼎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創始人劉曉人，因無法償還高達2億元的民間集資款，到浙江德清縣公安局經偵大隊自首。而劉曉人，正是項建標曾經的老板，他轉行做基金投資的領路人。

　　由于和劉曉人的這層歷史關系，在劉曉人案發后，項建標很自然地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而在這種關注中，更多的是疑慮的目光。項建標感受到了沉重的壓力。

　　據內幕人士估計，劉曉人民間集資的實際金額可能高達8億元。“劉曉人神話”的瞬間崩落，在浙江的民間創投業產生了巨大的心理沖擊。在某種程度上，過去這些年劉曉人出色的自我品牌經營和媒體不惜力的跟風炒作，已使得他符號化為浙江民間創投的標志性人物。他那種帶點江湖氣的仗義和夸夸其談的口才相結合，讓公眾一度以為民間創投就是他所描述的這樣。如今，“劉曉人案”突發，這究竟是一個孤立的個案，還是只是浙江民間創投深埋的巨大隱患下顯露的冰山一角？它會引發一系列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嗎？

　　整個浙江的民間資本為此蒙上一層陰影，大家都有點驚慌失措。“創投這個行業還能做嗎？怎樣才能保證資本的安全？”類似的疑惑盤踞在眾多投資人甚至投資管理人的心上。

　　事實上，浙江的民間創投雖然活躍，卻因為脫胎于民間借貸，總有些四不象：從融資方式上說，它總是游走在非法集資和私募的紅線邊緣；從心態上看，大家多抱有投機和一夜暴富的心態；從管理上講，管理者似乎永遠也難以抗拒股東意志。這導致浙江的民間創投多少都摻雜著些許灰色。

　　也許，浙江民間創投的灰色性質，注定了“劉曉人事件”遲早都會發生，不是他也會有別人。這是浙江民間創投從草根走向職業和規范過程中不可跨越的必然事件，是民間資本蛻化所必然要經歷的磨難，只不過，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把這個事件的發生時間提前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危機對浙江的民間創投不一定是壞事——它促使投資人更加冷靜和理性地審視創投業，恐慌中，大家開始留意到原先很不以為然的風險因素，灰色地帶也開始為大家所正視，自覺地走上規范和職業化的道路。同時，“劉曉人事件”的提前曝光，也避免了民間資本的更大損失。阻止了更多的民間資本卷入這種尚不成型的灰色機構中去。

　　特別是在眼下經濟開始回暖，國內A股市場重啟IPO，創業板即將推出，非理性的投機行為又蠢蠢欲動的大背景下，“劉曉人事件”對中國的民間創投業，更是一針及時的清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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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的裂變

　　紅鼎的兩位創業伙伴 ，對創投業的不同理解和做事方式，最終造就了兩個人截然不同的命運。

　　自從劉曉人自首后，他就一直被關在浙江省德清縣公安局的拘留所里，除了司法部門的調查人員外 ，再也沒有任何人能夠見到他。

　　僅僅在大半年前，記者見到的劉曉人還躊躇滿志。那一天，剛從上?；氐胶贾莸膭匀?，靠在西湖凱越大酒店的沙發上，一臉倦容，但眼睛卻在大堂昏黃的背景下放著光，還帶著些許炫耀，“下午剛剛完成一個并購協議，和幾家投資機構聯合并購了一家上海公司，足足簽了36份文件，光簽字就花了一兩個鐘頭，真是簽到手酸。”當時，他剛從斯坦福和硅谷考察回來不久。

　　興致到時，劉曉人又開始大侃他個人控股90％的茶葉連鎖品牌茶易小鋪，茶易小鋪雖然剛成立不久，卻已經在杭州一口氣開了9家連鎖，號稱要在全國開1000家店，“以后這家公司會衍生出3家上市公司，一家負責品牌，一家專門標準化經營連鎖，還有一家生產茶葉。” 說到這里，劉曉人開始激動起來，“茶葉是中國傳統，憑什么老外做得比我們好？茶易小鋪是要叫板聯合利華的！”

　　一席話說得在座的都有些熱血沸騰的感覺。在他的描述下，他創立的紅鼎基金還將成為一個國際基金，有人民幣也有美元，而紅鼎作為浙江最早的基金投資機構之一，將成為中國投資界的黃埔軍校，會桃李滿天下，就連員工子女也會毫不猶豫地獻身紅鼎，繼承紅鼎精神。

　　今天看來，這都是笑話，號稱“一言九鼎”的紅鼎基金，如今看來不過是打著創投的幌子在從事非法集資。隨著紅鼎的真相被一點點地還原，我們發現，劉曉人的結局其實從一開始就已經注定。

　　紅鼎往事

　　2006年7月13日，劉曉人聯合幾位朋友一共5個自然人，成立了紅鼎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注冊資本3000萬元，投資方向主要是做一些初創項目的天使投資。這是浙江最早以基金形式組建的民間投資機構之一，它的成立掀開了最近一輪浙江民間投資熱潮的序幕。

　　這之前更早一波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的浪潮，則可以追溯到世紀之交的2000、2001年，屬于探索性質，大都有國有背景，或者是類似萬向集團等省內頂級民企背景，項目基本由政府介紹，屬于國退民進背景下的產物。這些基金現在幾乎都經歷了一整輪投資周期，有成功退出案例，也是現今浙江各類基金的黃埔軍校。

　　劉曉人并不是從這些“軍校”里出來的。祖籍浙江昌化，出生于德清縣上柏鎮的劉曉人，第一桶金靠倒賣雞血石起家。后來又開始兼做茶葉、根雕等生意。和大部分浙江人一樣，手頭有點閑錢后，便開始借貸給朋友開飯館辦廠子，或打個借條或給點股份，據說后來這些投資收益都超過他的主要生意。

　　這可能是他后來想要成立紅鼎創投的初衷，與其別人揣摩著給你多少股份回報，不如跟對方談談價格。為此，在紅鼎創投成立的5人當中，除了3位是劉曉人的親戚或同鄉之外，劉曉人還特地拉攏項建標以職業經理人的身份加入。

　　但在劉曉人的潛意識里，基金就是介于高利貸和股權之間的產物，只不過用個舶來的名字，這直接導致他后來在融資方式上的含混，把個人品牌和基金品牌等同起來，向被融資方承諾固定回報，越過了紅線。

　　相比學校教育只讀到初二的劉曉人，項建標接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畢業于杭州師范大學，做過老師，后來下海經商，他對規章制度的重視和劉曉人完全不同。但他們倆都熱衷讀書，這是他們當初走到一起的原因。

　　紅鼎剛起步的時候，劉曉人和項建標都不知道該怎么做基金，只知道外資基金在中國正發展得如火如荼，而這撥人大都聚集在北京。而且，北京的創業圈子也是最活躍的。于是，他們倆每周都跑北京，有時候甚至一周兩趟。但京城之大、圈子之多讓他們覺得很難適應，加上北京投資圈一直認為浙江傳統行業并不弱于新興的TMT行業，沒有必要放棄浙江。所以不到半年時間，兩人偃旗息鼓，回了杭州。

　　但這段經歷讓他們倆都各有斬獲。劉曉人回來后，開始把“投資就是看人”掛在嘴上。這句話其實融合了他自己多年投資借貸的經歷，投資邏輯和其他投資界同行理性地去審視項目申報人的背景、知識結構、運作能力等完全不同，他完全是憑直覺去關注人的品質、斗志和毅力。他還有一系列的“名言”，比如“不投36歲以上的創業者”，“我看團隊基本先不看人家項目，我認為人的因素要占到90％，其他所有加上管理不過占到10％”等。

　　因此，北京回來后，劉曉人按照他原來的路數，繼續混人脈、交朋友。無論是在什么場合跟別人換了名片，劉曉人事后總要給對方打一個電話問候一下。在他看來，對方身上的一切標簽都可以成為是否可能信任對方的線索：他的手機是否常換，他都有哪些活動的圈子，他是10年前就開上了桑塔納還是現在才開上寶馬，等等。

　　由于紅鼎是浙江最早以基金形式組建的民間投資機構之一，劉曉人開始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直至被追捧為“天使大哥”。隨著名聲日漸響亮，他也開始更加頻繁地在各類政府活動、大型會議上露面，也時常在自己西湖邊的私人會所約人喝茶，暢談理想。“有的項目別人都不看好，但我還是會投資，盡管我并不知道項目具體在哪一年哪一點上會成功。”紅鼎剛成立時劉曉人對本刊記者這樣表示。他的投資邏輯自始至終都不曾清晰過。

　　而作為職業經理人的項建標之前做的都是偏傳統行業，1996年曾在杭州經營F1摩托艇世錦賽。剛開始的時候，他也很羨慕那些憑借直覺就能判斷一個項目是否具有投資價值的人，后來發現這種單純的羨慕太過理想。“投資首先必須基于分析，對行業的了解，對投資操作流程的了解，投資決策有一個既定的流程，很多成熟的投資公司都是這樣來運作的。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這樣太麻煩，后來發現，它是有內在道理的。”

　　所以，在北京跑了一圈之后，他嘗試著把IDG標準的管理機制搬到紅鼎：比如項目到手會有一個篩選、調研、評審流程，公司人員頭銜和匯報流程也完全參照IDG，從投資經理、副總、資深副總到總經理，最后是股東會。然后在看每個項目的時候爭取把項目嵌入流程中去觀察，哪怕剛開始就覺得不行的項目也要走一遍流程，去挖掘其中的價值，“只有這樣做，好項目來的時候，你才能抓住它。”

　　這些做法可能有點東施效顰，未必是個很標準化的流程，但至少，項建標是在有意識地朝標準化、規范化的流程去邁進。項建標也很重視混人脈，不過人脈之外，他還花了很多時間去自習，參加浙大的股權投資班，向老師請教正規VC該是什么樣的模式。

　　后來，劉項二人一度討論天使投資不是像他們這樣的機構投資者該從事的生意，作為興趣偶爾為之是可以的。項建標分析后認為，“紅鼎應該做一個專注于初創期和成長期投資的VC，區別于國內民營資本云集的PE投資，與他們形成錯位競爭。同時借助本土優勢與外資VC形成聯動。”但紅鼎的注冊資本只有3000萬元，作為大股東的劉曉人也是變賣了家里的古董才湊出資本金來的，“天使”就是劉曉人給自己的封號了。甚至有他身邊的朋友透露，劉曉人投資都是5萬元、10萬元地投，他自己很少有大項目投資。

　　交友網站螞蟻網、在線零售箱包的愛尚網是項建標在紅鼎時經辦的項目，還依樣走了下流程。但是很快，大股東的意志就超越了投資決策委員會的意志，而且由于大家都是在摸索階段，項建標建立的這套流程運行起來并不十分順利。加上2007年中國股市暴漲，進入投資盛世，流程對大股東而言就意味著時間成本和機會延誤。尤其是到后期，隨著劉曉人的名聲越來越響，他也越來越不耐煩所謂的流程，很多時候就以大股東的身份直接拍板。有一次他看中一個項目，紅鼎創投的其他股東全部否定。但最終劉曉人自掏腰包投資，但資金也是挪用自紅鼎創投。

　　在一個規范化運作的基金下，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這是專業團隊最終被迫去服從股東權利架構，專業體系最終被弱化被消滅的過程。”現在想起來，項建標還是有些義憤填膺。

　　2007年底，項建標和劉曉人因“理念不合”而分手，兩人從此分道揚鑣。項離開紅鼎，獨自創辦了盈動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繼續探索民間創投的職業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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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級跳

　　項建標和開發區創投的簽約儀式在7月3日上午9：30開始，由開發區創投出資2500萬元，浙江高盈創業投資合伙企業(有限合伙，簡稱高盈創投)出資7500萬元，組成一期1億元人民幣的杭州盈開創投基金，委托杭州盈開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盈開投資)管理。

　　簽約儀式半個小時就結束了。作為盈開投資的法人代表、杭州盈開創投基金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 簡稱GP)，項建標自始至終沒有在臺上現身，甚至連簽約儀式都是由高盈創投執行合伙人方潮榮代為出席，現場分發的文字資料中，主要合伙人一檔也把他的名字隱去。

　　“現在還是低調點好。”項建標說，但他顯然還是難以抑制自己的激動，盈開創投是完全按照《合伙企業法》設立的，也就是說，在法律形式上，保證了這是一支正規的、保證投資者利益的、同時也完全由他作為職業投資管理人掌控的基金。

　　其實，2007年底剛創辦盈動那會兒，項建標的運作模式還是有點非驢非馬：盈動作為投資管理公司本身不做投資，而是把項目資源介紹給周圍的朋友，看誰可能有興趣投資或者一起投資，即所謂松散式合作。

　　浙江的大部分草根資本現在都還是以這種形式合作著，在傳統創投機構中最重要的職業投資管理者，在這兒大都只能充當項目介紹人的工作，最多再加上行業分析一塊。因為現在拿著錢想要轉型做投資的，多是已經成功的第一代創業者，他們對金錢的執著和對自己的迷信是幾乎任何人都不可動搖的，“我賺了一個億了，你呢？”這句質疑往往讓剛剛起步的專業資本管理者啞口無言 。

　　松散式合作模式的好處在于，盈動不經手項目投資，只收取項目介紹費，因此跟股東沒有直接矛盾，也不承擔風險。

　　這期間，項建標個人投資了兩個項目，一個是慧達科技，定位于酒店客房信息化專家，目前已經完成兩輪融資，另一個是學易網絡，定位教育培訓。都是他個人出資，影響力非常有限。

　　某種程度上，去年開始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倒是幫了項建標和他的同行們的忙。這時候，很多高潮時期投資的項目因為金融危機而崩潰，本來利潤有數億元的公司也隨時可能倒閉，那些之前非常強勢的投資人開始反過來求著職業創投公司接盤。

　　這種現象雖然并不普遍，但拿著錢的企業家們再也不敢輕視項建標他們。“畢竟他們是要靠管理我們的資本金收取管理費吃飯的，他們是普通合伙人，對投資承擔無限責任。而他們的業績、名聲對他們下一輪的融資至關重要。”浙江賓派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方潮榮說，他同時也是高盈創投的執行合伙人。相比國際著名基金的專業人士而言，項可能還不夠專業，但在浙江投資圈里，他的經歷已經算是難得，而項對所投資行業、對投資圈的熟悉可以幫股東解決很大部分問題，“我們畢竟還有自己的企業要照料，尤其是在這個時候。” 方潮榮說，浙江賓派實業是一家義烏的企業，主營中高檔針織內衣和各種檔次花邊的研發、生產和銷售。

　　有趣的是，在盈開創投正式簽約前20天，也就是劉曉人事件剛剛曝光的時候，方潮榮還對基金非常敏感，一方面因為是政府極力支持的產業，合伙企業無需繳納所得稅，稅賦低，投資基金頗具誘惑力；另一方面又因為劉曉人事件，對怎樣的結構才是安全的非常的疑惑、擔憂。去年他曾經和劉曉人一起去斯坦福學習如何做VC，一個看起來如此自信、說起來頭頭是道的人突然間就隕落了，讓他格外的心有余悸。

　　其實參與這期基金的投資者中，有好幾個都是劉曉人的同學，去年夏天他們曾經一起去斯坦福學習，去硅谷調研當地創投生態，還有好幾個是浙大、清華EMBA班的學生，也有項建標本人的同學。他們中有些人幾乎天天聽他唐僧般嘮叨投資之道，對他的為人處世已是相當的了解和信任。

　　但這次盈開創投的結構是完全按照法律的規定設立的：分別成立有限合伙制基金公司高盈創投和基金管理公司盈開投資，開發區創投和高盈創投的錢全部放入杭州盈開創投，交由工商銀行經開支行托管，然后委托盈開投資管理。所有的投資決策由盈開投資的投資經理、副總裁、合伙人到最后投資決策委員會層層上報，合伙人都通過之后，投委會有最終決策權。而投委會的設置，7人中有2位是機動人選，根據所要投資的行業決定，1位是泰邦創投總經理，泰邦是杭州市財政局下面政府引導基金的管理機構，代表政府列席監督參與決策，方潮榮因為是高盈創投的普通合伙人，對基金承擔無限責任，因此也列席投委會，還有3位就是盈開投資的合伙人。

　　“開發區政府還有明文規定，引導基金有50％必須投資于開發區內，單個項目投資額不得超過本企業設立時實繳出資總額的20％。”方潮榮一一細數合同法律細則。“這是完全按照法律來制訂的模式，如果還有問題，那也不是我們的問題了。”項建標補充道。

　　巧的是，項建標進入浙江創投圈這三年，從最初的天使投資，到后來和投資者松散式的合作，再到剛剛成立的、完全按照《合伙企業法》標準成立的基金，正是浙江創投開始起步的三年。而他所經歷的這三種組織模式是目前幾乎所有浙江的創投公司已經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的模式，從最不規范到逐漸規范，一步步往前走。

　　如果把浙江民間創投根據其成熟度不同，劃分成一個金字塔形狀的話，那最上一層還有省風投、天堂硅谷、通聯創投等寥寥幾家本世紀初甚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創立，經歷了從投資到退出一個完整周期的創投企業。而盈開創投之所以能夠在劉曉人事件尚滿城風雨的時候，就在一個月內完成一期融資，資本到位，這或許是浙江資本去草根化，正規的投資文化開始興起的一種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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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3日，杭州盈開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項建標和杭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簡稱開發區創投)簽約，發起成立了一期金額達1億元人民幣的杭州盈開創投基金。這是他個人由“草根投資者”轉型做職業投資管理人的一個里程碑事件。某種意義上，也是浙江民間創投在摸索試錯中走向規范化和職業化的一個縮影。

　　在簽約儀式結束之后，項建標懸著的心才終于踏實穩定，吐出了一句百感交集的感嘆：“過去2個月如同20年！”

　　2個月前的5月4日，有“天使大哥”、“民間風投第一人”之稱的紅鼎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創始人劉曉人，因無法償還高達2億元的民間集資款，到浙江德清縣公安局經偵大隊自首。而劉曉人，正是項建標曾經的老板，他轉行做基金投資的領路人。

　　由于和劉曉人的這層歷史關系，在劉曉人案發后，項建標很自然地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而在這種關注中，更多的是疑慮的目光。項建標感受到了沉重的壓力。

　　據內幕人士估計，劉曉人民間集資的實際金額可能高達8億元。“劉曉人神話”的瞬間崩落，在浙江的民間創投業產生了巨大的心理沖擊。在某種程度上，過去這些年劉曉人出色的自我品牌經營和媒體不惜力的跟風炒作，已使得他符號化為浙江民間創投的標志性人物。他那種帶點江湖氣的仗義和夸夸其談的口才相結合，讓公眾一度以為民間創投就是他所描述的這樣。如今，“劉曉人案”突發，這究竟是一個孤立的個案，還是只是浙江民間創投深埋的巨大隱患下顯露的冰山一角？它會引發一系列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嗎？

　　整個浙江的民間資本為此蒙上一層陰影，大家都有點驚慌失措。“創投這個行業還能做嗎？怎樣才能保證資本的安全？”類似的疑惑盤踞在眾多投資人甚至投資管理人的心上。

　　事實上，浙江的民間創投雖然活躍，卻因為脫胎于民間借貸，總有些四不象：從融資方式上說，它總是游走在非法集資和私募的紅線邊緣；從心態上看，大家多抱有投機和一夜暴富的心態；從管理上講，管理者似乎永遠也難以抗拒股東意志。這導致浙江的民間創投多少都摻雜著些許灰色。

　　也許，浙江民間創投的灰色性質，注定了“劉曉人事件”遲早都會發生，不是他也會有別人。這是浙江民間創投從草根走向職業和規范過程中不可跨越的必然事件，是民間資本蛻化所必然要經歷的磨難，只不過，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把這個事件的發生時間提前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危機對浙江的民間創投不一定是壞事——它促使投資人更加冷靜和理性地審視創投業，恐慌中，大家開始留意到原先很不以為然的風險因素，灰色地帶也開始為大家所正視，自覺地走上規范和職業化的道路。同時，“劉曉人事件”的提前曝光，也避免了民間資本的更大損失。阻止了更多的民間資本卷入這種尚不成型的灰色機構中去。

　　特別是在眼下經濟開始回暖，國內A股市場重啟IPO，創業板即將推出，非理性的投機行為又蠢蠢欲動的大背景下，“劉曉人事件”對中國的民間創投業，更是一針及時的清醒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