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的管理權威觀

　　清太祖努爾哈赤說過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一個統帥，他最大的威脅，不是戰場上對面的敵人，而是身后的將領和千軍萬馬”。誠哉斯言。這正是作為管理者的經理人需要仔細咀嚼并吸取的至理名言。

　　在管理實踐中，與“權”有關的事物幾乎處處存在，以至于有很多人誤認為管理就是用權。將管理的重心放在“管”字上，其實，這是膚淺和過于表面化的理解。

　　我們現在通常引用的管理學理論來源于西方，對于什么是管理，即使西方管理學界也沒能達成統一的認識，我們不必在此點評各家短長，從應用角度看，管理通常包括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當然，還可以細分為更多種版本）。而我們熱衷談論的“管”，主要與控制職能聯系緊密，而與計劃和組織職能有一定聯系。“管”與領導職能基本不是同一事物。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此。

　　管理的真諦不是“管”

　　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對管理實踐有什么影響力的話，有一個很好的示例，就存在于如何處理“管”和領導之間的關系上。

　　“管”與權力密不可分。西方管理注重授權，強調崗位職責和權限以及行使范圍。而東方傳統管理也講“名不正而言不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就是說，沒有被安排在某個管理崗位、授予相應權限就不便于行使管理職能?？梢?，東西方在管理授權上的認識基本是一致的，換言之，授權是管理的必要條件。

　　但是，管理授權并非是能行使好管理職能的充分條件。當你被授予權限時，你成為一個管理者，你有“權”，但并不表示你擁有“權威”，你可以依據授權從事計劃、組織和控制活動，但能否影響你所轄團隊達致目標，也就是領導職能，并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

　　管理的對象不是機器，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在達到目標的過程中，需要的是管理者與管理對象間的互動，形成持續地朝向目標前進的合力。而真正對此有拉動作用的是管理者的權威，而不是通常只起推動作用的權力。

　　權力是外生的，可以通過授權得到；威信是內生的，必須靠管理者自身的力量去生成。只有當權力與威信成功嫁接后，管理者才真正具備了成功的基礎。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也屢見不鮮。一些開國皇帝起于草莽，靠個人威信能聚攏一批人，但在一定的時候，他必須取得某種授權，哪怕是虛幻的，比如劉邦、洪秀全等借助“天”、“上帝”的名義實現。也有單靠權力而失敗的例子，如東漢王莽。

　　權力的經濟解釋“權威”兩個字，應該拆開理解，不要以為它們必然是共生的。特別是有權無威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而在組織行為理論上，把有威無權的人往往當作非正式的權力擁有者，或者通俗地說，是“非官方的領導人物”（我們不在這里詳細論述）。“權”與“威”是互生關系，權是威的基礎，威是對權的強化和延伸，兩者如能良性互動，則相得益彰。[page]

　　中國傳統文化在“權威”的理解和運用上獨具特色，值得管理人借鑒。努爾哈赤的這番發自肺腑的感嘆就是很好的注腳。立于前面的統帥，擁有足夠的權力，他可以處置任何人，但他所有做的事的唯一目的，就是帶領手下人沖向一個又一個的目標，并成功地完成任務。這時候他最關心的是，身后的這支隊伍能不能堅定地跟從自己沖鋒陷陣。如果依靠簡單的“管”就能達到這個目的的話，也許我們就沒必要把管理作為一門學問來探討了。

　　努爾哈赤不需要擔心他的權力不夠大，正相反，他應該擔心自己的權力太大了，擔心已最大化了的權力沒有帶給他最大化的權威，這在經濟學中被稱為權力資源配置的低效率。權威就像是權力的邊際產品，管理者應該期望的是，如何才能使這種邊際產品的收益遞增而非停滯甚至遞減。而濫用權力的最糟糕結果正是導致權威這種邊際產品收益遞減。與一般經濟產品不同的是，權利產品的邊際收益并不必然是遞減，關鍵在于管理者如何運用，得當則應該是遞增的。

　　權力的中國解在中國傳統管理文化中，講究“勢”而不是“力”，這是更高層次的管理哲學。“力”衍生于“權”，那是早就存在的，用起來十分方便快捷。而“勢”更多地來自于“威”，卻是不斷積蓄起來的，猶如大壩攔起來的水。用權的結果可能有兩種，蓄勢或者去勢。如果能有助于積累更大的勢，則用之為上；如果相反則應盡量惜用，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刻。漢語中的“蓄勢而為”很形象地揭示了“蓄勢”的作用。蓄勢是為了有所作為，權威的真諦也在于蓄勢而不是行權。行使權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這種手段使用不慎則對于已積累起來的“勢”有莫大損害。在西方也有類似的比喻，如源自古希臘神話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近現代的“胡蘿卜加大棒”即是。

　　傳統文化中的“無為而治”也是很好的例子。不僅儒、道、法、墨、名諸家對此推崇備至，更是統治者慣用的“黃老之術”。比如，孔子認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不敢不用情。”，作為管理者的“上”能夠“禮、義、信”就可以使被管理的“民”敬服，與“上”同心同德；老子主張“無為則無不治”。他認為賢明的管理者是不發號施令的，更隍論擅用權力；法家略有不同，明確提出借重明法飭令，來達到“明君無為于上，群巨竦懼乎下”的境界。西方管理理論中對于領導力也有類似儒家的說法，但遠沒有中國傳統文化這么多的引申。權力是把雙刃劍，只要有更好的辦法，直接動用權力永遠是次優的選擇，兵家孫子也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些都是傳統文化給予我們的啟迪。

　　努爾哈赤想告訴你什么可惜的是，過于崇尚西方管理理論的年輕管理者，并沒有深入了解和領會這些傳統文化的精髓，對于管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動輒輕用權力，過度依賴權力，而不注重培養權威，把管理更多地看作“對抗性”過程，與真正的管理背道而馳。這些錯誤做法，猶如“窮兵黷武”，始終處于戰斗狀態，其實，這與西方管理精神也不相符，THERE IS NO WINNER IN A FIGHTING（戰斗之中沒有勝利者），對立和沖突多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當努爾哈赤站在陣列之前。面對對手，他害怕陣腳不穩，更怕的是從部屬隊伍里射向自己后心的冷箭。管理者應常懷戒懼之心，這才是正確的權力觀，作為管理者，我們不能不時刻提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