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周駿
■ 本刊記者 魏革軍
周駿教授從事貨幣金融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多年,學術造詣深厚,學科成果豐碩,曾長期擔任中國金融學會的常務理事以及中國金融學會貨幣政策與宏觀調控研究會主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9年仲夏,我們南下武漢,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首義園,見到了81歲高齡的周教授。庭前草木茵茵,堂上笑語盈盈,周教授老而彌睿,言談詼默,“告諸往而知來者”,對中國貨幣金融理論的演化、目前的經濟形勢以及金融政策都一一作答,展現了一個老金融人的寬闊視野與執著精神。
記者:周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中國金融》雜志的采訪。自從1953年您執教以來,已經過去56個年頭了。請您回憶一下當時您是如何走上金融教學與研究這條道路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教學環境又是怎樣的?
周駿:現在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由原隸屬財政部的中南財經大學和原隸屬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學院合并組建而成。而中南財經大學的前身是1948年鄧小平任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創建的中原大學。1949年5月份武漢解放后不久,我就進了中原大學,讀財經學院的研究生。1951年8月我作為當時學院的第二批青年教師培養對象被派往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學習,當時人民大學的校長是吳玉章,黃達是我所在的貨幣流通與信用教研室的主任。兩年后,也就是1953年初,我學成回校,之后在財貿系以及后來的金融學院里任教,一直到現在。
1953年中南六省的教學力量調整后,我所在的財政信貸系的主攻方向就是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經濟和金融理論,把蘇聯的理論中國化,在這方面我們基層教員也發揮了一些作用。比如帶領學生生產實習,那時候條件比較艱苦,我們經常是工作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住不開師生擠在一起的打地鋪,通過實踐慢慢熟悉、掌握中國的具體情況。當時我們財經戰線還是有很多事情比蘇聯做得好的,比如合作化、土地改革、公私合營等,這些有中國特色內容都如實反映到了教材中去。我們還經常請中南局干部來作報告,開展互助教學,1954年人民銀行將財政信貸系銀行教研室作為發文單位,教師可以參加國家銀行的各種會議。1958年,當時新成立的財貿系還開辦實驗銀行,多數業務崗位的工作人員均由學員擔任,實驗將近兩年,對我們這里的金融學科的起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1958年之前,雖然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完成,但金融信貸領域總體上仍然是“大計劃、小市場”的格局,銀行雖然是國家財政計劃的總出納,沒有預付資本推動經濟增長的市場主動性,但也講究通過貸前、貸中、貸后三審來控制風險,而且關注市場信息,為買方賣方穿針引線,這些都是很好的實踐??上Ш髞砦覀兎穸ㄉ唐方洕?,一刀切地搞計劃,50年代末放款猛增,嘗到了經濟過熱的苦果。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后,中南地區的教員比較注重通過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并結合中國實際探討貨幣本質、貨幣流通規律等問題,應該說,形成了一定的“小氣候”。我在60年代的時候寫了一些教材,也針對當時一些違反商品經濟規律的做法發表了幾篇文章,包括《社會主義制度下貨幣本質問題探討》、《如何計算貨幣需要量》等,我們系里當時認同的觀點是,社會主義制度下貨幣的本質有特殊性,但也有一般性,它仍然是商品的一般等價形式,而不是“勞動券”或“計劃工具”;還有,政府要根據貨幣需要量這一客觀規律供應貨幣,并應該考慮紙幣的儲藏價值這一因素。這些都算是在十年文革之前我們的一些初步的探索。
記者:我們注意到,上世紀80年代以后,您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善的貨幣金融理論,很多觀點被決策層采用,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周駿: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是中央的大手筆,我們沒有像前蘇聯那樣先拿國有企業開刀搞休克療法,而是先從體制外開始,活躍非公有制經濟,用“鲇魚效應”盤活市場,90年代再開始大規模國企改制,這是很有章法和成效的。80年代初,金融業也開始醞釀體制改革,我當時比較早地向人民銀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議。體制方面,我主張“二元銀行體制、多種信用形式”,即區分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人民銀行要獨立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同時,鑒于商品經濟是多元的,單獨的銀行信用是絕對不夠的,應該發展多元的信用形式,推動多種金融機構,如股份制商業銀行、信托公司等的發展。在宏觀調控方面,我認為由之前的計劃調控到現代的市場調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應該有一個混合調控階段,人民銀行有存款準備金、利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手段,但也不能立即停止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等調控辦法。這些建議呈交總行后,起到了一定的政策參考作用。
寬松的學術氛圍也使得對中國特色金融理論的探索在80年代得以發展。我后來出版了《馬克思貨幣金融理論與四化建議》一書,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的貨幣金融理論,以期為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工作作一點理論鋪墊;我還就中國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和中間目標的選擇、貨幣量層次的劃分、影響我國貨幣需求的因素及計量模型等題目作了些論證與分析。同時,和學生一起,我也開始接觸和學習西方經濟學,我在研究和教學中比較注意尺度的把握,對不同的理論和學術流派不作是非優劣的判斷,而是讓學生自己去選擇。
記者:您認為金融學科建設應注意哪些問題,您目前正在研究哪些課題?
周駿:從許多院校情況看,目前金融學科的建設朝著“寬口徑、厚基礎、應用型”的“大金融”理念又邁進了一步。
我和青年教學骨干共同研究課題,相互學習知識,力求打通金融學科各研究方向,促進教師知識口徑的完善,努力把我們的學生培養成適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復合型金融人才。1998年我申報的課題“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問題研究”后來獲得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資助,成為“九五”規劃重點課題。近幾年,我帶頭的課題組還從事“中國金融與投資發展報告”的系列研究,每年推出一輯。每年的報告主題各有側重,依托最新的經濟數據,結合前沿的理論觀點,努力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重要金融問題,如貨幣政策、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關系、匯率等等,進行深入的探究,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都取得了一定的反響。
我們一直重視學科的基礎建設,尤其是教材建設。1993年我主持編寫了《貨幣政策與金融調控》,進一步總結了我多年來關于貨幣政策取向及金融調控的手段的一些見解;2000年《論貨幣政策》也獲得了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的一等獎。我們的新一代教師骨干也積極開設新課,編寫新的教材,探索新的教學方法。李念齋的《信用學》和張桂生、朱新蓉的《銀行信貸管理學》都是本校學科建設的重要成就。
同時,我們注意突出金融學的應用經濟學特點,走產、學、研結合的發展道路,堅持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學科傳統。除了剛才我談到的上世紀50年代的“實驗銀行”,1992年我們開辦了湖北省評信事務所,可以說是首創了湖北地區企業評信工作,一年后我們還自己創建了湖北省金源城市信用社,由系里的教師負責經營管理,作為學校金融專業學生的實習基地。2000年我們與新華人壽保險公司合作辦學,為保險專業研究與實踐結合提供了很好的平臺。
我認為,縱觀幾十年的國內金融業發展,一方面是體制和業務的深入,另一方面是分析方法和思維方式的豐富,而這些都不是在校園里閉門造車就能體會的。金融教學研究應該始終與實踐活動相結合,與經濟生活共脈搏。重視實踐是金融教研之本,這是目前中國金融教育界的共識,也是金融理論支持我國事業不斷前進的出發點。過去一年多的全球金融危機,顛覆了很多陳舊的觀點,也激發了很多新思路,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研究危機,分析當前的經濟運行情況,通過分析實際問題帶動教員和學生一起深化對金融的認識。
記者:當前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也是您重點關注和研究的課題。您如何評估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周駿: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面臨一些困難,我們應該正確地看待。
從近三十年的發展來看,1978~2008年我國實際GDP年均增長9.8%,這是很高的增長速度,取得這樣的成績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我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消除了制度障礙;另一方面,中國適齡勞動人口占大多數,且是高收入水平和高儲蓄動機的年齡段,即所謂“人口紅利”,高儲蓄率轉化為高投資率,再加上數量大、素質高的勞動力,這些都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就人均GDP的增長潛力來看,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生產社會化、國際化的過程尚未結束,中國還有20~30年的高速增長期。
另外,我國金融體系是健康的。中國是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銀行業總資產占整個金融業總資產的90%以上,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形成了金融各子行業之間的防火墻,現在基本上沒有衍生金融工具,人民幣尚未完全自由兌換,金融業的杠桿率不高,國際投機資本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比較小。在中國,只要銀行業是穩定的,整個金融行業基本上就能穩定。同時,大型商業銀行盈利能力持續提升。國際金融危機雖然對我國經濟、金融帶來負面影響,但沒有動搖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更沒有改變我國經濟向上發展的趨勢。在美國出現金融企業破產、需要政府救助,經濟衰退的時候,我國并沒有出現類似的情況,2009年上半年,我國GDP同比增長7.1%,全年可望增長8%。
但是,我國也應從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吸取經驗教訓,一方面要防范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要調整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方式,使我國經濟更健康地發展。
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最大的沖擊是出口大幅下降。2009年上半年對外貿易持續大幅下降,進出口總額9461億美元,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5215億美元,下降21.8%;進口4246億美元,下降25.4%。貿易順差969億美元,同比減少21億美元。為此,我國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加內需,穩定出口,以促進經濟增長,這是非常正確和及時的。2009年上半年完成城鎮固定資產投資78098億元,同比增長33.6%,各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幅連續提高,3~6月均保持30%以上的增長。2009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58711億元,同比增長15.0%,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6.6%。
擴大內需重點要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如果主要靠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這不能持久,投資、消費的比例長期失調,會形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形成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美國2008年個人消費支出(100579億美元)占GDP(142646億美元)的70.5%,我國約為40%。美國的問題出在過度消費,我國目前的問題是個人消費不足。個人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我國2004~2008年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長,財政收入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均低于當年實際GDP增長水平。我國社會保障經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僅為11%,經濟發達國家為30%~50%,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降低了居民消費意愿。我國要增加居民消費,必須擴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把經濟發展建立在更加鞏固的基礎上。
記者:今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信貸投放大量增加,從第二季度的統計數據來看,經濟企穩呈回升態勢,并且由于信貸的大量投放,社會通脹預期走強,您認為貨幣政策是否需要微調?
周駿:根據多年的觀察和研究,我得到一個經驗數據,那就是中國最近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快慢有別,但9%是最合理的增長率,上下浮動1個百分點為合理區間,同時通貨膨脹率如保持在3%以內,就稱得上是一個比較好的政策搭配,不需要進行太多調整。而GDP增長10%,特別是增長13%以上的年份,通脹預期會急劇增強,通脹效果會首先反映于資產價格,然后作用到商品價格,從而對經濟產生沖擊。而根據我的觀察,9%的經濟增長大約匹配20%的貨幣增長速度,超過實體經濟增長2倍以上的貨幣投放速度,產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會更大。目前,我國實際上是松財政政策與松貨幣政策搭配,而且力度較大。銀行是創造和供應貨幣的部門,銀行體系擴大貨幣供應是通過信貸渠道進行的,2009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37萬億元,流通中貨幣和準貨幣的增長幅度都大大超過實體經濟增長幅度。
有關財政、貨幣刺激政策作用時滯的一般觀點是,松或緊的貨幣政策全面影響實體經濟大概需要12個月,如果加上了相應的財政政策,則時滯會縮短到10個月左右。也就是說,2008年12月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到今年第三季度將產生實際效果,如經濟運行全面開始好轉,生產增加,效益提高。此外,如果今年第三季度美國、日本經濟能明顯復蘇的話,則這個時滯會縮短,效果也會更加明顯??梢哉f,現在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國際金融危機開始探底。中國經濟已經出現回升勢頭,如果這種勢頭繼續下去,全年有望保持8%以上的增長率,就可以不再出臺新的刺激經濟增長措施,貨幣政策可以轉向總量適度,優化結構。
在中國,控制貨幣供應量就需要控制貸款,2009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幣貸款已經大大超過2008年全年4.9萬億元的規模,下半年貸款增長規模應適當控制,全年貸款凈增長盡量控制在9萬億元。在控制貸款總量的同時,要優化貸款結構。對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加以限制,貸款主要投向有發展前景的新興產業,有經濟效益的基礎設施、居民消費信貸以及企業生產過程中對流動資金的合理需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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