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國家負債累累,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稅的時候,連那些本來不關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關心政府的權力、自己的權利,交稅是提醒公民權利、感受政府權力的最具體方式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 陳志武
如果我們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國家分成兩組,一組是國庫深藏萬寶的國家,像明朝中國在那時國庫藏銀1250萬兩、印度國庫藏金6200萬塊、土耳其帝國藏金1600萬塊、日本朝廷存金1030萬塊;另一組是負債累累的國家,像西班牙、英國、法國、荷蘭、各意大利城邦國家。那么,400年后,哪組國家發展得更好呢?
當年國庫藏金萬貫的國家,除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而改變其命運外,其他的到今天還都是發展中國家,而當時負債累累的卻是今天的發達國家!(今天,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又是外匯儲備數萬億美元,而西方發達國家則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負債累累。)
美國就是近代最好的例子,美國立國之初就是靠負債幸存下來,而中國歷朝之初國庫滿滿,但之后每況愈下,到最后財政危機終結朝代;而美國立國之初就負債累累,之后不斷利用債券市場透支未來,透支越來越多,國力卻越來越強。
為此,我們需要了解金融借貸對美國歷史的支柱作用。
靠舉債贏得獨立與生存
美國獨立的起因,是英國對北美殖民地的征稅權失控。殖民地人必須向英國交稅,卻沒權選舉代表進入英國議會,去參政、議政、立法。這一背景很重要,因為這決定了美國獨立戰爭以及之后政府的開支不能靠大規模加稅來彌補:如果新成立的政府也要加稅,為什么還要獨立呢?所以,各屆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獨立戰爭期間的決策機構)只能靠多印紙幣、借債尋求財務支持。但是,那時期既沒有聯邦政府、更沒有收稅機構,“大陸幣”、戰爭債難以有市場,在1776至1787年間不斷出現的債務困難,幾次都差點讓獨立運動破產,迫使北美重回英國的懷抱!
實際上,宣布獨立不久的美國,更大的挑戰不在跟英軍的戰場上,而是在經費的來源上。起初,第一屆大陸會議考慮過在各州征稅,但因上面講到的原因被很快否決。獨立戰爭開支主要靠以下幾方面來源,第一是由政府發行“大陸幣”;第二,由大陸會議政府發行債券,1775年發行首批公債用于買軍火;第三,是十三州(殖民地)的份子貢獻,由各州自己發行戰爭債提供;第四,從法國借來的貸款;再就是給士兵、供貨商寫欠條。
到1780年末,政府債已經沒人買了;各州也彈盡糧絕,不愿再發債奉獻了;大多數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就結束,不愿再收欠條作軍餉。眼看大陸軍就要失敗,幾乎沒有人再愿意接受大陸幣。
就在獨立運動要告終之際,華盛頓派助理前往法國,成功說服法國國王再借美國250萬法國金幣。法國貸款沒到之前,這一消息讓后來成為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先將其做抵押,立即通過再貸款得到救命錢,讓獨立軍維系到次年9月。最終,在法國海軍的支持下,大陸軍于1781年9月在南方港口城市約克鎮打贏關鍵一戰,從此扭轉戰爭的局面,迫使英國于1783年9月簽署《巴黎條約》,承認美國獨立。
一個年輕國家就這樣靠舉債幸存下來。
漢密爾頓的創舉
1783年獨立戰爭正式結束了,但是,建國的挑戰卻剛開始。如果說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因美國聯邦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家庭寫“借條”太多,因債務泛濫而產生的,那么,1783年時的美國貨幣、“借條”、債券種類并沒少多少,僅各類戰爭債、州政府債、社區債所用的支付貨幣就五花八門,有老大陸幣、“新大陸幣”、墨西哥銀元、西班牙銀元、英鎊,有的債券干脆就沒注明以什么貨幣支付。整個金融市場一片混亂,許多債券的價格不到其面值的10%,基本沒人問津,商品市場也沒有秩序。這種亂局嚴重影響人們對美國前景的信心。
1790年1月,年紀才33歲的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向國會遞交一份債務重組計劃,宣布在1788年憲法通過之前美國發行的所有債務,包括聯邦與地方政府發的各種戰爭債、獨立戰爭軍隊簽的各類借條,全部按原條款一分一文由聯邦政府全額付清。
為了兌現承諾,聯邦政府發行三只新債券,頭兩只債券年息6%(一只于1791年1月開始付息,另一只到1801年才付息),第三只債券只付年息3%。換言之,由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債券取代原來五花八門的戰爭債,大大簡化新國家的債務局面。
今天看,漢密爾頓的債務重組舉措,好像只是一種簡單的債務證券化運作,但是,他的天才創新在于,這三只債券埋下了紐約證券交易所,也就是“華爾街”的種子,因為這些債券從1790年10月上市交易后,加上次年由漢密爾頓推出的“美國銀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股票,立即將市場的力量聚焦在這四只證券,強化價格發現機制,提升流動性,集中展現市場活力。從此,美國資本市場一發不可收,為之后的工業革命、科技創新效勞。
美國金融之父漢密爾頓的創舉的意義也在于,他讓這三只債券成為反映美國未來前景的晴雨表,債券價格就是市場對美國未來的定價。漢密爾頓之兌現過去所有戰爭債的承諾,振奮了市場對美國未來的信心,使這些債券價格隨即猛漲,為更多的政府融資廣開財路!
債券市場先于其他證券市場發展,而債券市場又起源于戰爭融資需要,早期英國以及其他西歐國家是這樣,后來的美國還是這樣。
為政府和國家未來定價
那么,從美國的經歷中為什么我們能理解到,230年前負債累累的美國以及400年前債負壓身的西歐國家,反而在那之后勝過當時國庫滿滿的中國、印度呢?
第一,國庫錢越多、朝廷銀庫越滿,國王、皇帝就越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錢養著;相反,越是朝廷欠債累累的國家,其國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賴老百姓交稅、有求于百姓,這最終能制約國王的權力、促進民主與規則的發展。如哈佛大學教授Richard Pipes在《Property and Freedom》中所說,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國興起,就是因為在英國皇家把土地權逐步賣掉之后,國王不得不每年與掌握征稅權的議會交涉。美國也一樣,一旦國家負債累累,而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稅的時候,連那些本來不關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關心政府的權力、自己的權利,交稅是提醒公民權利、感受政府權力的最具體方式。
第二,就如當年美國三只國債所表現的,這些國債的存在與交易給市場提供了評估其政府政策與制度優劣的具體工具,通過國債價格的上漲下跌,立即反映市場對國家未來的定價。只要國家的負債足夠高、只要繼續發債的需要還在,國債價格的下跌必然逼著政府對其政策或法律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無法天天進行,而證券市場對國家的監督、評估、定價卻是每時每刻的!美國和英國的興起如此,其他西歐國家的經歷要么也如此。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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