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手科技的轉型之路

　　——對話上海市商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施雷

　　民營資本能做的事情國企未必要做，我們要做一些帶有培育性的東西。正是在這些風險非常大的領域，國企才更有責任去做

　　文‖上海國資記者 王道軍

　　1992年，浦東開發開放大幕拉開，上海各大系統均成立了投融資平臺，上海市商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商投）應運而生。彼時的上海商投承擔著上海商業設施的建設和商業企業發展等方面的投資、籌資、融資等政策性職能，此后民營資本大量涉足商業領域，上海商投為了尋找國有投資公司的新空間，開始了獨特的轉型之路。

　　商投何以轉做“科投”

　　《上海國資》:上海商投轉型，出于何種原因?

　　施雷:商投1992年成立時，只有5000萬元資本金，其主要任務就是做政府想做的事，把資金籌集起來然后投放下去，浦東的新上海商業城、武漢商城、上海商務中心，都是商投做成的。規模最大的時候有80多億元資產。以5000萬元撬動80億元，應該說圓滿完成了市政府交給的任務。

　　當然這個模式也有問題，膨脹太快以后商投覺得太累了，就休養生息了一兩年。這時候我們就在想，以后民營資本都來投資商業設施了，商投的空間肯定越來越小，必須尋求新的空間。轉型就是那個時候想到的。

　　《上海國資》:轉型方向如何考慮的？

　　施雷:投資科技產業，進入新興產業。我們確定的這個思路，得到了當時商委領導的全力支持。1998年，上海商投成立了復旦微電子公司，把集成電路這個產業做起來了。2000年該公司一上市，商業模式就完全走通了。首戰成功，商投上下便很快形成了共識。多少問題，坐著談是談不出來的，上海商投的轉型之路就是邊做邊轉。

　　不可思議，但做成功了

　　《上海國資》:投資科企有何不同？

　　施雷:你把精力放在哪里就在哪里收獲。目前科企的走向往往受制于“科研經費”，為從政府主管部門拿到科研經費，項目就要做得政府喜歡而不一定是市場喜歡的。但如果這筆經費是企業投資，它的導向就不一樣，企業關心的是成果應用，是市場競爭力的問題。從上海商投的經驗來看，我們看重的不僅僅是已有的成果，而是真正踏踏實實做事的團隊，科技成果也許會有很多瑕疵，但是這個團隊是踏踏實實做事情的，我們覺得就具備了一個種子的特質。上海商投進去就是慢慢讓這個種子發芽、生長，這個過程非常困難，對能力、機制甚至對觀念的要求都非常高。商投就是有針對性地把這些問題解決掉，讓它最終能結出果實。

　　《上海國資》:商投是如何對項目進行商業化運作的？

　　施雷:商業化的運作是科技成果成功所必需的，商業和科技一旦結合，效果是非常好的。也經常有人問我，上海商投來湊科技投資的熱鬧干什么？我倒不是這樣想的。從兩個角度來講，一是上海商投不懂科技，與科技團隊發生沖突就不太可能，反而有機會進行互補性討論。假如是有科技背景的公司做投資商，就可能為技術問題爭起來沒完沒了。二是科技產品再怎么好都要在市場上用，要靠市場認可，上海商投在這方面有優勢。從表象看，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但恰恰就是它把科技做成功了，而且做得很順。

　　樂趣，正在于培育成產業

　　《上海國資》:您認為上海國企目前的優勢在哪里？

　　施雷:經過一輪一輪的大浪淘沙，上海留下的國企都是非常好的。上海國企的活力和規范是我們的優勢。大量的人才、資源也是優勢。我認為，上海的“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真正的動力或潛在動力就在上海這個龐大的國企群體里。上海商投的未來可能就不是國有投資公司，而是一個規范的上市公司。

　　《上海國資》:商投怎么實現這個目標？

　　施雷:上海商投總有一些激動人心的事情發生，像看一部電視劇一樣，這個劇本是我們商投人共同創作的。國資委的三年行動規劃把我們聚焦于戰略性新興產業，今年我們很快就有一家公司要在中小板上市。之后，我們會進一步投入戰略性新興產業。我們集團爭取了三個重大專項。這些項目做實做強了，可以培育成產業，發展起來，應該是產值100億元以上的產業集團。上海商投過去這些年培育的科技企業，正在陸續走向資本市場，像三板、中小板，更多投資的企業進入資本市場以后，一個新的上海商投就呼之欲出了。

　　另外，為了捕捉高成長性的新興產業，我們展開基金創投投融資業務。作為國家首批二十個創投試點基金之一，上海商投牽頭成立的“時空五星創業投資基金”已經率先啟動，在募集資金到位、建規立制的同時，已有兩個實質性的項目投入，并有持續跟蹤現代信息服務業的項目60多個。

　　《上海國資》:當初成立這支投資基金，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施雷:五星基金從五星聯盟開始，五星聯盟是由上海商投牽頭、跨五個委辦下屬的五家機構的聯盟。上海商投投資科技企業的成功，得到了這些機構的大力幫助，并在共同成長過程中積累了信譽。這個基金有很多特色，比如，全是國資，上海商投出了錢，央企出了錢，但是我們的專家委員會又是非常專業的，這一點跟淡馬錫有一些像，比如我是出資方的法人代表，但我對五星基金幾乎沒有發言權或者沒有合法的發言權，完全是按照規范化來運作的，投資于上海新興產業又不追求控股權。目前看來，這支基金一定不是長官意志決定下的基金，而是靠一個專家委員會運作的。

　　風險大，才更有責任去做

　　《上海國資》:上海商投選擇的投資對象都是非常小的公司，然后帶著他們逐步成長。這個過程是漫長的，并且風險很大。為什么要這樣做？

　　施雷:這正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國企應該做的，市場化資金很難做到。像上海商投從商業建設領域退出一樣，我的觀點是，民營資本能做的事情國企未必要做，我們要做一些帶有培育性的東西。正是在這些風險非常大的領域，國企才更有責任去做。這個過程雖然艱難，但做成功了，其成就感是不一樣的。

　　《上海國資》:作為一名年輕的企業家，您是如何總結自己的領導風格的？

　　施雷:我做事情不希望有什么情緒在里面，任何事情自有其規律，人和人之間也有博弈規則。我帶領上海商投發展，很少進行抽象的思考，無非就是科學的博弈，我們要創造良性博弈的環境，讓信息變得更加透明。比如說，我作為董事長的行為，下面人全都知道，知道有什么好處，博弈規則就簡單，可以很快找出解決的辦法。我希望在一個科學的架構里分析問題。

　　《上海國資》:上海商投對“十二五”有什么打算？

　　施雷:我們將把科技和金融結合起來，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做更多的培育工作，走出戰略性新興產業在上海的發展之路，這是我們商投“十二五” 的基本使命。

　　責任編輯：武孝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