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荒下如何求生

　　“我覺得中小民營企業絕對不能死，尤其是浙江的中小民營企業，因為這是中國民營經濟的希望！在調整結構時期，中小企業絕對不應該是成片死亡，而應該是大浪淘沙式的優勝劣汰?！?/p>

　　文 │ 本刊記者 倪軼容 攝 │ 俞苗玲 魯統磊

　　活著，或者死去，這是一個問題。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一定要以部分中小企業的死亡作為代價嗎？“三荒”困境下的中小企業，最期盼的政策是什么？破解“三荒”之道又在何處？6月11日，帶著對這些問題的追問，《浙商》雜志在杭召開了破解“三荒”座談會。浙江省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蘭建平、絲綢之路控股集團董事長凌蘭芳、杭州獵人人力資源有限公司總經理郎越時、杭州博鴻小菜一碟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趙繼英等學者和企業家代表出席了本次座談會。

　　結構調整一定要以部分中小企業死亡為代價嗎？

　　凌蘭芳：是必然現象

　　我所在的企業是受“三荒”影響最為典型的企業：既是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又是用電大戶，對資金周轉需求也高，這三個方面有一點點風吹草動，企業都很敏感的。

　　我認為眼下“三荒”之中，“錢荒”的問題尤為突出。但是，真的是資金短缺嗎？并不是。就在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大企業天天有銀行跑上門來求他們融資。中小企業地位低和話語權的缺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另外，正如大旱來臨之前，首先干涸的是小溝渠，而非大江大河一樣，在整個資金鏈被抽緊的情況下，受沖擊最明顯的就是中小企業。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一家大企業的資金鏈受到影響，它可以通過延長付款期的方式把壓力轉嫁給那些為它做配套的中小企業。而一旦原來30天的付款期被延長到45天，就很可能對這些中小企業的資金鏈產生毀滅性的打擊——關鍵是，你不答應還不行，有一堆的企業等著跟你競爭呢！很多中小企業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死掉的。

　　結構調整需要以部分中小企業的死亡為代價嗎？我認為，這是肯定的。但是死掉的肯定是那些經營管理不善、嚴重缺乏人才配置，高能耗、損害環境的企業。1995年到2005年，是民營中小企業最好的時光。如果不是一大批經營不善的國企倒閉、死亡，從而釋放了一大批人才，就不會有后來民營經濟風生水起的發展。而今天也一樣。其實，有些企業早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就應該退出經濟舞臺了，但是國家4萬億刺激政策一下，該死的企業反倒沒有死，還在那里渾水摸魚。

　　蘭建平：選擇死亡的方式不同

　　我覺得中小民營企業絕對不能死，尤其是浙江的中小民營企業，因為這是中國民營經濟的希望！舉個例子，都說中國制造在精益生產上不如人，但是中國制造的精益化標桿就在浙江——西子聯合控股集團。過去，每臺西子電梯的生產時間是40小時，價格40萬元；現在制造是2小時，20萬元。(這個要求證下？)

　　西子聯合就是從小企業成長起來的，要是這樣類似有生命力的小企業都死了，浙江經濟的希望還在哪里？中國制造的希望還在哪里？

　　“十一五”期間，浙江的所有經濟指標中只有服務業還沒有完成，于是要大力發展服務業。但問題是，健康的經濟發展，實體經濟都是要占相當比例的。像美國那樣，一半GDP來源于金融領域，必然就會出現金融危機這樣的災難?，F在浙江也一樣，如果大量集中于第二產業的中小企業都死去的話，那第三產業怎么發展？發展起來又去服務誰？這些都是悖論。

　　因此，我認為，在調整結構時期，中小企業絕對不應該是成片死亡，而應該是大浪淘沙式的優勝劣汰。

　　趙繼英：要善待有成長性的中小企業

　　我的公司對“三荒”并沒有特別明顯的感覺，我想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我主要負責品牌運營，很多生產業務是外包給下面20多個加工廠的，算是“輕公司”。但是我卻真實地聽到了身邊企業的痛苦：有一家食品公司所在的工業園區每次停電都不事先通知。但是一旦停電，食品就不能正常殺菌，出來的結果就是產品有問題。無奈之下，他們只好自己去買發電機，一天花的錢相當于原來一個月的電費。還有老總跟我抱怨，說原來都是農民工逢年過節帶著禮物來拜訪，要求不要解雇他的，這幾年卻都是他帶著禮物去給員工拜年，要他們不要走人。資金問題就更不用說了，被拖欠一直都是中小企業的頭疼問題。

　　其實，這些企業中有很多都是具有成長性，很有潛力的企業，現在它們面臨著生死劫，但是問題卻并非全出在它們自己身上，這似乎太殘酷了一些。

　　當下中小企業最期盼的政策支持是什么

　　凌蘭芳：減稅是最有效的行政手段

　　目前中國經濟的現狀，除了“三荒”還有“兩高”——高成本、高稅負。拿我所在的公司來說，今年的工人月工資比去年上漲了25%，達到了2500元/月。同時，我們又要應對不斷上漲的電力、水泥以及其他基礎物資成本。

　　“三荒兩高”讓中國經濟呈現出了一個“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狀態：從創新技術、品牌來看，無法和美國的蘋果、波音以及日本的豐田等知名企業相比；從成本、資源和投資環境來看，又無法和印度、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相比。在這樣的情況下，背負著高稅負的中小企業只能徘徊在產業鏈的低端，根本沒有辦法往上游走。而“產業空心化，工人流沙化”這種病態現象也成了一種常態：心態浮躁的中小企業紛紛放棄實業去投資，工人則像流沙一樣四處流動，讓企業越來越沒有安全感。

　　我認為，政府對中小企業最為立竿見影的援救手段，就是減輕稅負。稅收是政府可以直接進行有效干預的手段，而一旦資金問題得到緩解，用工荒、電荒等問題也會逐漸緩解。

　　蘭建平：以制度創新應對 “擠出效應”

　　眼下，宏觀調控一腳剎車下去，浙江民企遭遇的“擠出效應”越來越明顯，我概括起來有幾個“擠出”：民營經濟被國有經濟擠出，中小企業被大型企業擠出、制造業被房地產擠出、傳統產業被新興產業擠出。中小企業如果沒有足夠的實力，就會被擠下經濟舞臺。

　　我覺得政府的當務之急就是改善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而這其中的制度環境又顯得尤為重要。我建議可以在浙江設立民營經濟改革試點省份，在一些政策上先行先試。比如賦予中小企業集合債更多自主權，公司債的實際發行額不受限制，并且允許外資直接控股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等，加強資本的國際化程度。未來，政策應該是著力培養大企業，放活小企業，依靠減稅減負(如社保費)，而不是加大大項目投資的方法來拉動經濟發展。

　　中小企業自身最該做什么

　　凌蘭芳：尋找“活資源”

　　“三荒”可以說是中國轉型過程中，折射在中小企業身上最明顯的“陣痛”反應。整個社會，從政府到企業，整個社會都呈現出一種極為浮躁的狀態。為此，我認為在精神層面需要重塑一種發展的氛圍，再次讓改革成為共識，為發展注入動力。

　　從企業層面來說，我覺得企業家們也要避免這種浮躁的心態，即使在大環境不是很好的情況下，也要做到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借助轉型升級來實現自身的涅槃。我預計，未來5到10年，“三荒兩高”會繼續以常態化的面目出現，但是有品牌、有實力的企業，更容易生存發展。

　　目前中國經濟最需要的是“活資源”，沒有了活資源，就沒有發展動力。但是現在看來，土地資源凍死了，資金資源凍死了，民營企業舉步維艱。我認為政府應該允許民辦銀行等民間金融的發展，同時為農民解決戶口問題、住房問題，解決企業用工的后顧之憂。

　　蘭建平：不能膽大冒進了

　　出現“電荒”是不應該的。經濟發展和能源要有匹配性。隨著電力體制和能源價格的改革，能源項目的增加，電荒的狀態是不會持續的。

　　“用工荒”是必然的。因為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是不可能的，最終企業會通過工藝的改良、設備的進步來逐步替代勞動力。

　　“錢荒”是可控的。如果經濟增速下降，貨幣政策會相應放寬。而且因為資本具有逐利性，只要政府合理引導民間資本，自然也可以慢慢化解。

　　阿基米德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這個地球。對于浙商來說，在過去的30多年里，憑借著他們的勇氣和沖勁，撬起來的東西太多了，但是今天，“撐死膽大，餓死膽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浙商更需要樹立一種風險意識。這里我向大家推薦稻盛和夫的《在蕭條中騰飛的智慧》。

　　郎越時：擺脫對勞動力的過分依賴

　　用工荒更多地體現為結構上的矛盾，大學生找工作難和“用工荒”并存，反映了中國教育中職業技術教育的缺失。要解決“用工荒”，我覺得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一，提高企業自動化程度，降低對于勞動力的依賴。我最近考察了杭州一家為LED提供檢測設備的企業。在它的廠房里，很多機器的價格高達60萬元到80萬元，相當于一輛豪華轎車的錢，而這些機器大量地解放了勞動力。其二就是可以考慮去國外引入勞動力。目前在廣西，就有很多企業使用越南的勞動力。我想，不久的將來，中國或許也會成為一個勞務輸入國。其三，一些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可以打造高端品牌。在大工業化時代，一針一線的手工制品就成了富貴和奢華的象征，中國企業要好好利用這個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