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大賭局：二三線衛視北漂 窮人的奢侈游戲

姚阿姨的退休生活分為旺季和淡季。旺季時，她的日程表從1日到30日都排得滿滿的。每天，她都要坐地鐵轉公交，和一群年紀相仿的朋友去高碑店、798藝術區，或者位于大興區的星光影視園，為電視臺當觀眾已成為她生活中的主要內容。

3月12日，星光影視園，在這群老年人的不遠處，一群由學生、中年人組成的松散隊伍正在集合。“5人一排，進去誰都別多說話，否則一毛錢都沒有。”一個帶著外地口音、斜挎著黑色尼龍包的“群頭”（群眾演員組織者）厲聲大喊。

這兩撥年齡、氣質截然不同的人熱鬧地共享同一個大廳，各自等待節目組導演的召喚。姚阿姨要進的節目組是北京臺的一檔養生節目，“群頭”帶領的那撥人即將錄制的是貴州衛視的相親類節目《非常完美》。他們之間并非壁壘分明，隔一天，兩撥人馬可能又會出現在同一個節目的演播室里。

大廳外，一期建筑面積為5萬平方米的星光影視園里，有70個大大小小的演播室正在投入使用。這片被荒涼包圍著的產業園區，就好像電視制作的獨立王國。在星光，可以找到節目制作的所有工種，節目創意、設備租賃、舞美設計、錄制轉播一應俱全，就連在節目中動不動熱淚盈眶的群眾演員，也有姚阿姨和“群頭”這樣的人專門負責。只要雇主需要，一檔日播型節目在兩個月內就可成型。

在北京這個電視節目制作產業最密集的地方，全年無休地錄制著訪談、晚會、選秀等不同形態的電視節目，而錄制的主體，正是競爭愈發激烈的各地方衛視。包括江蘇衛視、云南衛視在內，全國有90%以上的地方衛視都在北京錄制節目?！斗钦\勿擾》在北京和南京分別搭了一摸一樣的棚，內蒙衛視的情感類節目《馬蘭花開》全程在北京制作。觀眾在電視機前看到的不同衛視的不同節目，很有可能就是在同一個演播室里錄制的。

就連星光影視園的創始人也沒有料到產業發展如此迅速。起初，他們的目標只是做一個設施服務商，為央視和北京電視臺提供節目錄制場地。2006年創立之初，僅有5個演播室。為了拿到低價地皮，創始人將產業園定址偏遠的大興。直到現在，產業園門口依然公交稀少，去最近的地鐵也要花20元打黑車，但這并不妨礙來自全國各地的衛視工作人員紛紛涌向這里。

“要么到北京去，要么被淘汰”，用這句話來形容當下各地方衛視的困境再合適不過。當湖南、江蘇、浙江等衛視都以不同的王牌節目牢牢掌握住觀眾遙控器的時候，已經錯失先機的二三線衛視紛紛把希望寄托在制播分離上。衛視都是覆蓋全國，平臺并無強弱之分，區別只在于節目制作團隊的實力。于是，生存問題驅使著這些二三線衛視離開本土當起北漂一族，希望來到北京能和全國頂尖的制作團隊合作，制作出精良且受歡迎的節目，在激烈的收視率爭奪中分一杯羹。

但一波風潮之后，它們很快就發現，自己已經陷入到一場更大、也更輸不起的賭局之中。

第二次北漂

楊文萌的名片上，除了名字，字體最大的是“人文天下”四字，這是陜西衛視的頻道定位。在他的名字旁邊，印著小小的“負責人”幾個字。頂著這個含義模糊的頭銜，2012年9月，這位30多歲、戴著眼鏡的文氣書生從西安來到北京，著手籌建陜西衛視北京節目制作中心。

考察了一圈之后，他最終將辦公地點定在星光影視園。7天內，他們在辦公室里搭起小型高清演播室；兩個月內，在北京當地招到約40名工作人員，開始制作4檔節目。最初的100多天里，大部分人都住在產業園的酒店標間里。楊文萌將這段時間稱為北京制作中心的“生死期”--恰如北漂個體的前3個月，它決定了外來人是否能繼續留在北京，還是重新回到熟悉又乏味的故鄉。于電視臺而言，北京所展現出的歡迎姿態消解了北漂個體通常會產生的艱辛無望感。在北京，產業鏈上的其他環節都在釋放出強烈的信號：它們需要地方電視臺，電視臺是節目制作產業的源頭，意味著平臺、機會以及活躍的市場交易。它們已經在各方面做好充分準備，以容納更多的北漂電視臺。

在西安，楊文萌從沒見過這么多的制作公司，粗略算來有上百家。短時間內，這些制作公司就登門拜訪，試圖向陜西衛視兜售自己的節目模式。這些模式有些是從國外引進的，也有自己開發的。在這一行里創意永不缺失，而覆蓋全國的省級衛視播出平臺，不過30幾家。

這不是陜西衛視第一次北漂。2006年，陜西衛視到北京做過一檔名為《周六樂翻天》的綜藝節目，主持人是臺灣名嘴吳宗憲。其時，衛視綜藝節目仍然是湖南衛視一枝獨秀，其他各家衛視尚處于競爭第二梯隊。它們都在嘗試制播分離，辟出某個播出時段，將節目委托給獨立制片人或獨立制片公司來制作。

陜西衛視屬于發力較早的一批，但節目開播不到兩個月，吳宗憲就因為廣電總局對臺灣藝人的限制政策而被撤換，《周六樂翻天》成為存活不到半年的短命節目。與此同時，其他衛視的日子也不太好過。為了提高收視率，獨立制片公司在節目尺度上的一些嘗試被冠以“低俗”之名，第一輪制播分離漸漸陷入沉寂。

第一次北漂給陜西衛視帶來的是半途而廢的失敗經驗，此后，它基本上停止了自辦節目。衛視內部人員只需操心如何用電視劇和地面頻道節目來填滿24小時播出時段，自身不用生產多少內容。

等這家偏安歷史古都的電視臺被外界關于廣告和收視率的喧嚷聲驚醒時，市場的發展已經超乎它的想象。“大家都是同一起跑線出發的，2001年各家衛視都只有兩億廣告，現在一個《非誠勿擾》就有18億收入，可我們還在兩億。”說這句話時，楊文萌音量陡然提高，語氣急促。與廣告收入相對應的是收視率，江蘇衛視的全國收視排名第二，而陜西衛視則排在第27位。

在廣告資源高度集中到強臺的馬太效應面前，排名靠后的三線電視臺，幾乎要被逼到絕境。上星衛視與僅服務本省的地面頻道不同，為了進入外省的有線電視網絡，它們每年都要支付數以億計的大筆落地費。而且，這筆費用每年都在漲價。廣西衛視總監宋偉林透露，落地費僅占強勢衛視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但廣西衛視每年卻要拿出創收的三分之一來支付。

于是，“到北京去，找個更高的起點”成為三線電視臺的必然選擇。楊文萌和其他第一批來京的同事自稱“七君子”，他們離開西安時，電視臺為他們舉行了歡送儀式，并且拍成新聞在本臺播放。這批人的身上，無疑寄托了全臺上下的希望。

在北京，一切都是新的開始。接受采訪時，一墻之隔的會議室里，十余名年輕人正在等待楊文萌。他們是等待與陜西衛視簽約的新人，“絕大多數都是碩士生”。

北京的嘉賓資源也是獨一無二的。以往請學者、嘉賓或演藝明星到西安，要安排酒店、機票、行程，對方的檔期還不一定排得開，而在北京，往往一個上午的時間就能完成。高效率讓衛視自辦節目的空間變得更大，北京制作中心將承擔陜西衛視80%的自辦節目內容。在陜西衛視之后，貴州廣電集團也宣布將在北京創建兩萬平方米的影視基地，將大部分節目制作搬到北京。

與這些開始北漂的電視臺相比，那些原地踏步的三線衛視變得越來越身不由己。經過幾輪融資轉手，青海衛視與湖南衛視合作，頻道被包裝成身份尷尬的“青芒果”；寧夏衛視則成為上海第一財經借殼上星的踏板，節目內容完全由后者主導……某種意義上說，北漂已經成為三線衛視翻身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