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愛攝影,也愛讀書,還不時寫些《德州撲克與投資》、《投資是藝術》、《投資的格局》之類既有干貨又不乏情懷的文章。
現在,鄧海韜已經變成一個“屌絲”天使投資人,他創立的志成資本,聚焦游戲和TMT早期投資。這一年,他才真正體會到現實的骨感。
創業伊始,他既要應對來自LP和同行的懷疑,又要提振團隊的信心,還要四處“化緣”。融資壓力如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斷挑戰著他。有時資金沒到位,他不得不想方設法調配捉襟見肘的錢,投給中意項目。
鄧海韜每天打了雞血一樣,行程排得密不透風。一年時間,他看了不下1000個項目,親自面談的也有300個。一天下午,他在北京一家咖啡館接連見了12個創業團隊。“年輕投資人如果想出來創業,要提前做好衰老準備,投資行業是一條不歸路。”鄧海韜一臉倦意地告訴我,他自己做基金這一年比之前在機構老了三歲。
其實,前老板、德迅投資董事長曾李青很早就給鄧海韜打過預防針。
聽到鄧海韜想要獨立做基金,曾李青第一反應是:“你小子膽子也太大了吧?沒錢、沒團隊、沒融資能力怎么做?”他建議鄧先去紅杉、IDG這樣大的投資機構鍛煉幾年,但這個年輕人認為那不是他的歸屬。
他希望實現更大的夢想、價值和回報,而且他已經敏銳嗅到資本市場中流動的熱錢味道。這些錢在尋找優秀的管理者。
2014年1月,鄧海韜離開德迅。隨后,他拉上三位朋友開始組建基金,從法律文件、基金架構、LP條款等一點點摸索。6月6日,志成資本正式運營。
挑戰最大的是募資。“剛開始去找一些LP時,他們都抱著懷疑態度,覺得你到底能不能做起來。”鄧海韜發覺,之前在德迅平臺上做事很容易,出來以后才發現有時候把自己價值高估了。
那段時間,他像創業者一樣帶著計劃書四處向LP做基金路演,一次不行,兩次、三次……最曲折的一回是,一個國內知名母基金來來回回派人做盡調,讓他們準備一大堆材料,折騰了近三個月,才與志成簽下LP協議。
最快的一次是,鄧海韜找到一家相識多年的美股互聯網公司CEO,聊了一個小時,對方出資1000萬人民幣。之后,他逐漸打開局面。
奔忙一圈之后,鄧海韜總算拉來五六家LP,包括幾家美股或港股上市公司,一家國內母基金和一位個人LP,首期募資1.5億元人民幣。
“對我來說,一切從零開始,募到這些錢已經達到個人極限了。”鄧海韜對《中國企業家》說。
但這些錢都是陸陸續續到位,直到2015年年初才完全到賬。這讓鄧海韜的日子過得很緊巴。
有時候,由于投資方資金沒到位,導致一些項目不能完全兌付。鄧海韜倍感壓力,情急之下,只好把所投項目按輕重緩急排序和優化:同等條件下,投資項目越早越優先;與人合投的項目,如果另一家機構已經打款,他們就把錢先投到更緊急的項目中;或者先支付給某個項目一筆錢,等資金到位后再補齊余款……但這也只是權益之計。即使如此,他們堅持投了接近20個項目,其中一半以上是游戲公司。
投第一個項目自游網絡時,他們的融資還沒到賬,鄧海韜就用儲備金借款的形式投了100萬作為項目啟動金,融資到位后再還款。創業初期,他自己往里面砸了不少錢。
一邊募資,一邊招團隊,“一窮二白”的他,只能招到幾個比他資歷更淺的小伙伴。這支年輕小團隊起初也受到一些質疑,有員工很氣餒,鄧海韜不斷打氣:如果我們自己不相信自己,誰還會相信我們?他吸收了德州撲克中的配對戰術,“別的基金單兵作戰能力強,相當于A牌,我們是屌絲團隊,每個人就像2、3、4、5、6這樣的小牌,但加起來就是順子,比A還大。”
在項目決策上,他們也采取團隊作戰,設置了投委會和咨詢委員會。
一般項目由管理團隊內部篩選,做出決策,有些項目還會通過咨詢委員會的形式,聽取行業大佬和LP的意見。
“通過不同維度、不同角度判斷一個項目,可以降低失敗率。”鄧海韜說。
在投資風格上,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前老板曾李青“出手快”的特點,決策迅速,但他又表現出水瓶座理性的一面,“我們不希望一味講究快,只是前面快,后面會有很多細活。”
在最近一篇文章《投資即服務》中,鄧海韜專門講述了投后管理的重要性。目前,志成資本有4位員工專門負責投后服務,他們還整理了一個投后管理手冊。
對鄧海韜來說,最難熬的日子已經過去,他們也逐漸獲得認可。但募資仍然是最大壓力。
“投資永遠需要彈藥,獵物那么多,彈藥是不夠的。”鄧海韜擔心融資黃金期不會持續太久,他希望多囤一些彈藥——很快將啟動二期募資,他希望比一期翻倍,達到3億元左右。
募資順利的話,9人團隊將擴到20人。
擺在他面前的另一大壓力是退出——LP給的期限只有7年,對需要長期培養的早期項目來說充滿挑戰。鄧海韜已經在積累退出渠道:一方面他跟一些上市公司建立聯系,將來通過投資和并購的方式退出,另一方面,他打算與其它基金或上市公司共同組建新三板基金,作為退出通道。
他進入這個行業只有4年,志成資本也剛剛滿周歲,在這個全民皆天使的時代,還會有很多年輕人涌入這個領域。
“這個趨勢造就了很多年輕新銳的人才,他們有勇氣出來做,并堅持做下去,即使未來再過三五年、七八年,有些機構已經消亡,有些機構已經做得很大,他們都是這個時代的弄潮兒。”采訪結束后,鄧海韜又匆匆趕往下一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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