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板溫迪數字多處違規被處罰：三位高管集體喊冤

由于虛增2015年和2016年的應收賬款、營業收入和營業利潤，信披違規以及在出售資產中弄虛作假，溫迪數字、公司董事長關麗芬、原財務總監王立軍、原董秘羅淑妮被廣東證監局分別處于60萬、30萬、20萬和10萬元罰款。

對于這個處罰，三位高管集體喊冤，稱自己不知情。溫迪數字更是找個奇怪的理由，稱對于本次處罰繳付困難，且公司對其認定的主要違規事實存在異議，擬委托廣東明思律師事務所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多處違規

根據《廣東溫迪數字傳播股份有限公司關于公司及相關人員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公告》顯示，該公司存在多處違規：虛增2015年和2016年的三項財務數據、信披不合規以及在出售資產中弄虛作假。

《行政處罰決定書》列出詳細違規清單：

（1）、2015年年度報告虛增應收賬款、營業收入、營業利潤

2015年，溫迪數字以將未實際履行的合同確認收入的方式虛構營業收入，導致2015年年度報告虛增應收賬款1,850萬元，占當期披露總資產12,170.43萬元的15.2%，虛增營業收入1,745.28萬元，占當期披露營業收入11,708.4萬元的14.91%，虛增利潤總額1,745.28萬元，占當期披露利潤總額2,529.42萬元的69%。

（2）、2016年半年度報告虛增應收賬款、營業收入、營業利潤

2016年上半年，溫迪數字以將未實際履行的合同確認收入的方式虛構營業收入，導致2016年半年度報告虛增應收賬款3,583.33萬元，占當期披露總資產14,863.64萬元的24.11%，虛增營業收入1,635.22萬元，占當期披露營業收入9,169.69萬元的17.83%，虛增利潤總額1,635.22萬元，占當期披露利潤總額1141.92萬元的143.2%。

（3）、2016年10月20日，溫迪數字發布了《股票發行方案》（公告編號：2016-102），《股票發行方案》引用了2015年年度報告的銷售收入和利潤總額數據，其中虛假披露銷售收入1745.28萬元，利潤總額1745.28萬元。

（4）、2016年12月30日，溫迪數字發布了《出售資產的公告》稱將2015年、2016年的簽訂的9份業務合同形成的應收賬款4,000萬元打包轉讓給廣州市我最紅投資咨詢合伙企業（有限合伙）（以下簡稱我最紅投資）并基于雙方協議回收3,800萬元。

經查，上述債權轉讓款實際上為溫迪數字董事長、總經理關麗芬向我最紅投資個人股東的借款。溫迪數字《出售資產的公告》披露事項與事實不符，存在虛假記載。

（5）、信披違規：未及時披露重大訴訟事項，訟涉案金額為4,000萬元；未及時披露股東所持公司5%以上股份被質押；未及時披露獨立董事及財務總監辭職事項。

對于2年年報財務數據出現問題，公司稱是由于公司旗下孫公司廣州娛悅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運營副總經理吳某某在職期間利用其負責《遇見男神》電視節目招商工作的職務便利，涉嫌收取并侵占公司財產，以及私刻公章偽造合同的行為，嚴重損害了溫迪數字和娛悅文化的合法權益、商業信譽及社會聲譽。

三位高管集體喊冤

面對確鑿的證據，溫迪數字以及三位高管卻不認罰，分別請求不予處罰。溫迪數字和關麗芬更是列出6大理由，不過，最終被廣東證監局駁回。

（1）、溫迪數字、關麗芬及其共同代理人提出申辯意見，請求不予處罰：

第一，溫迪數字、關麗芬對虛假合同、偽造公章不知情，溫迪數字履行了合同義務，根據審計師對收入、應收賬款的函證結果，收入確認符合會計準則。

第二，《出售資產的公告》披露事項與事實不符，主觀意圖是保護公司利益。未及時披露重大事件的原因有疏忽大意、未取得《質押合同》原件等，并非故意拖延或隱瞞。

第三，即使構成信息披露違法，溫迪數字違法情節輕微。

第四，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期間，溫迪數字股票處于停牌狀態，公司股份沒有交易，本案所涉事項均及時糾正并補充信息披露，未對投資者和社會公眾造成危害后果。

第五，如果溫迪數字存在“虛假記載”違法行為，為溫迪數字出具2015年年度報告的審計機構、會計師也應受到行政處罰。

第六，新三板掛牌公司補發公告的行為普遍存在，因此被行政處罰的公司數量很少。

經復核，廣東證監局認為：

第一，本案并沒有認定合同虛假，而是認定溫迪數字以將未實際履行的合同確認收入的方式虛構營業收入。

理由如下：

一是2015年，溫迪數字與有關方簽訂了7份合同，均有對應的項目進度確認書。上述7份合同中，有6份合同溫迪數字未履行任何義務，且溫迪數字未收到任何合同項下的款項，據此認定溫迪數字虛增應收賬款1,850萬元，虛增營業收入1,745.28萬元（不含增值稅）。

二是2016年上半年，除2015年簽訂的、尚未到期的1份合同外，溫迪數字與有關方分別又簽訂了1份合同。溫迪數字在未取得項目進度確認書、未收到任何合同項下的款項的情況下，確認了收入，據此認定溫迪數字虛增應收賬款3,583.33萬元（2015年應收賬款、2016年上半年新增應收賬款的合計數），虛增營業收入1,635.22萬元（不含增值稅）。

第二，其所稱的主觀意圖不影響違法事實的認定，所稱的沒有違法的主觀故意非法定免責理由。溫迪數字部分未及時披露事項有一定的客觀原因，但作為非上市公眾公司（以下簡稱公眾公司），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地披露信息是法定要求，溫迪數字未按照法律規定，在第一時間及時披露相關信息，侵害了廣大投資者的知情權，理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第三，溫迪數字存在多項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為，不屬于違法行為輕微。

第四，本案中，溫迪數字的行為損害了市場秩序，觸犯了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依法應予處罰。

第五，公眾公司及其有關責任人員的會計責任，與其所聘任的外部審計機構應當承擔的審計責任，是性質不同的兩種責任；當公眾公司披露的財務信息出現虛假記載時，不能以審計機構未發現、未指出或者存在過錯為由，免除公司及其有關人員應當承擔的責任。

第六，本案系廣東證監局對溫迪數字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為進行立案調查和處罰，如有其他主體違反證券法律法規，廣東證監局將依法進行查處或者移送相關部門進行處理。

第七，2017年，溫迪數字陸續發布公告，對財務數據及重大事件進行了更正及披露，系發生在廣東證監局現場檢查后，向公司下達立案調查通知書之前，廣東證監局在審理過程中已經充分予以考慮。

（2）、原財務總監王立軍及其代理人提出申辯意見，請求不予處罰：

自己不參與合同談判、履行等各交易環節，僅在合同簽署環節，按公司流程對合同作形式審查，對虛假合同不知情。溫迪數字履行了合同義務，根據審計師對收入、應收賬款的函證結果，確認的收入符合會計準則。

經復核，廣東證監局認為，王立軍作為時任溫迪數字財務總監，應當對財務報告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承擔主要責任，當事人提出的不直接從事業務、未參與、不知悉虛假合同事項、相信專業機構的意見和報告等申辯意見不是法定免責事由，也不足以構成免責事由。

（3）、原董秘羅淑妮及其代理人提出申辯意見，請求不予處罰：

自己主觀上積極履職，在職權范圍內盡到了勤勉盡責義務，未及時披露是受客觀方面限制。同時，積極配合調查工作，協調各方，為案件最終處理做出了有益貢獻和積極影響，應認定為立功表現。

經復核，廣東證監局認為，羅淑妮作為負責組織和協調公司信息披露事務的董事會秘書，未及時組織信息披露事務，在陳述、申辯階段未能舉出其作為董事會秘書勤勉盡責的證據，其提出免于處罰的請求沒有法律依據，應對溫迪數字信息披露違法行為承擔相應責任。對其配合廣東證監局調查工作的行為，在量罰時予以考慮。

最終，廣東局決定：對溫迪數字給予警告，并處以60萬元罰款；對關麗芬給予警告，并處以30萬元罰款；對王立軍給予警告，并處以20萬元罰款；對羅淑妮給予警告，并處以10萬元罰款。

溫迪數字表示，鑒于對于本次處罰繳付困難，且公司對其認定的主要違規事實存在異議，并擬委托廣東明思律師事務所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