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上世紀30年代,上海“五方雜處、華洋共居”,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一大批國際冒險家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跡。比如1937年,美國記者兼成功商人卡爾·克勞(Carl Crow)出版了著名的《4億消費者》一書,記述了他在上海開辦廣告公司25年間種種的軼聞趣事、奇思妙想,影響了整整一代美國人的中國觀。
時光流過了70年。今天的上海,以新舊交織的魅力吸引來了又一批“國際冒險家”。上海市外國人就業中心提供給《瞭望東方周刊》的數字表明,從1996年到2009年,13年內人數增長了13倍。而新的冒險家們,又具有年紀輕(年齡在40歲以下的占60%)、學歷高(90%為本科以上學歷)的特點。
在本刊的采訪中,發現上海新一代的外國創業者從事的行業也具有新特點:除了餐飲、房地產這樣的傳統行業之外,也擴展到了設計、社會企業這樣全新的領域。
他們如同鏡鑒,反射出一座國際化大都市成長的身影,也為中國的創業者們提供了新思路。
更有意思的是,70年后,外國創業者們一致給出了和當年的卡爾·克勞同樣的關于中國的箴言:學習中文,理解并尊重中國文化,積極參與中國的發展進程。
而他們背后的舞臺上海,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節點上。還有不到一年,世博會就將舉行;再過十年,依照國家戰略定位,上海將“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
“冒險家”們,將與上海一起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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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式”生存
方哲倫把他的困難總結為一點:還沒有找到打開“中國社會”那把鎖的鑰匙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戴聞名 | 上海報道
牛津大學畢業生方哲倫(Jerome Vaughan)2002年來到上海時,腦子里只有當時剛剛出現在西方報章上的“外灘天際線”。
他從小就很想離開英國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但在他之前的想象里,那個世界應該是在印度——那里不但快速發展,而且與英國有歷史淵源,又沒有語言障礙。但母親的一句話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
2002年,母親對他說,去中國看看吧,報紙上說,那里好像“正在發生著不一般的變化”。就這樣,不會一句中文、甚至沒有讀過任何一本中國相關著作的他,降落在了上海。
在一家企業工作了一年多、漸漸適應了上海的生活并學會了日常的中文之后,2004年,來自地產世家的方哲倫在上海開辦了自己的商業地產中介公司——貝福瑞房地產咨詢有限公司(Belfrey Partners)。
那一年,公司只有他和另一個合伙人兩個人。為了讓這個初生的小小公司看上去“有規模”一些,他在公司的英文名字中加入了“合伙”(Partners)這個詞。
他所做的生意,模式并不復雜,就是在上海的跨國、本地企業和商業地產提供者之間提供中介服務。但是,在這個“房產中介多過米鋪”的城市,競爭特別激烈。在上海的商業地產界,已有被稱為“六大”的六個市場份額最大的跨國中介公司,還有一長串外國人、上海人以及中外合資的中型中介公司。
一個中文不大靈光、又沒有本地“關系”的英國年輕人,該如何出發呢?
會說一門語言還遠遠不夠
方哲倫創業的第一步是“敲門”,而且整整敲了6個月。
在最初的半年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走街串巷,看到可能適合公司客戶的房子就停下來、敲門、跟房東接洽。半年下來,他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上海商業地產數據庫,里面除了大型寫字樓外,有六七十家只有5至8層,但地段好、租金合理、性價比高的“中段市場”物業,特別適合他的目標客戶——剛剛進入上海的中小型外商。
“你想想,如果歐洲一家中型家族企業決定到上海來開設貿易代表處,他們多半要求交通便利、地段適合歐洲人口味——比如衡山路原法租界附近,又對租金價格敏感,我找到的這些辦公室一定對他們最適合不過。”方哲倫說。
現在,方哲倫的數據庫里已經有500多家大小寫字樓的詳盡信息,進入上海的各色國際公司也時常打來電話詢問,但他發現仍有很多困難需要面對。
比如,從公司內部講,隨著業務量的擴大,一些中國員工漸漸加入。負責公司內部運營的美國同事告訴他,中國員工“有點怕”他。這讓他很不解,因為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很講禮貌的人。[page]
又比如,從外部來說,上海的房地產租賃市場競爭實在激烈,一幢寫字樓哪間商鋪租約即將到期,這樣的消息往往是內部人先知道,而不是公開和透明的。掌握了商鋪信息之后,往往同時會有很多競爭者,而競爭的結果往往又不取決于出價的高低。
方哲倫把他的困難總結為一點:還沒有找到打開“中國社會”那把鎖的鑰匙。
“聽懂和會說一門語言是遠遠不夠的,在一個社會里,語言還有很多微妙的‘潛意義’。比如,如何在最適當的時候用恰如其分的語言表達出自己的意思并領會對方想要什么,對于一個外國人來說,就不那么容易。中國目前還不是一個太適合外國中小企業發展的地方。”
官員最難打交道
方哲倫更切身的感受是,中國人中最難打交道的是官員。
由于從事地產業的關系,他接觸官員的機會要比其他行業的商人多一些。4年前,一家跨國公司委托他在市中心找一處位置方便、面積較大、能體現個性的辦公地。他幾經尋找,在一條著名的馬路附近覓到了一個3500平米、帶花園的大院子,一打聽,所有者是某政府部門。方哲倫于是跟這個部門的領導取得了聯系,領導一聽很高興,開出的日租金是每平米4.5元人民幣。
客戶看了房子之后相當滿意,只是提出要求,希望按自己的想法重新裝修一下,費用自己負擔。
方哲倫很興奮,覺得這樣一來房東等于賺了一筆,租約更應該十拿九穩了。但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位領導表示不能接受。為什么?方大惑不解。“我們要自己裝修,按國際化標準,”領導回答??墒俏乙呀浗o你們找到了一家國際化客戶,對方愿意自掏腰包為你們做國際化裝修啊,方說。但奇怪的是,無論你怎么說,領導都堅持要自己裝修,否則就不出租。
方哲倫百思不得其解,完全弄不懂這位“領導”腦子里的邏輯。當然,這筆生意最終也沒有談成。[page]
事后不久,他注意到,這間院子確實被進行了“國際化裝修”,花了一兩百萬元,變成了一幢很久也租不出去的“金碧輝煌的假巴洛克式宮殿”。又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聽到一個說法,裝修工程是由這位領導的親戚負責的。
“這些人有時似乎想賺錢,有時又害怕犯錯誤,常常憑個人喜好做決定,做出決定的時間又不確定,所以是最難打交道的。”方哲倫這樣總結。
把目光投向二線城市和環保產業
關于未來,方哲倫有一個大膽的想法,就是把歐洲已經非常流行的一種“虛擬中介系統”引入中國市場。
產生這個想法的原因,主要是他感覺到上海市場已經高度發達,競爭太過激烈,可擴展的空間有限。像他這樣規模的公司,如果想進一步發展,就只有把目光轉移到上海周邊城市和中國其他二線城市。
“虛擬中介系統”就是說,把各相關城市的地產信息放入數據庫,然后通過網上或電話中心接受客戶委托,再在當地安排中介人員陪同看房。“這樣的模式會很適合中國現階段的發展情況,運行好的話甚至可以拓展到東南亞。”方哲倫分析說。
他覺得目前的當務之急,是找到一位可以信賴的中國人,負責在他與員工之間流暢地溝通訊息,并打理日常事務,這樣他就可以騰出時間和精力來做戰略性規劃。
至于更長遠的未來,方哲倫最想做的是環保生意,比如綠色照明、節能電池。為此,他已經開始接觸中國的合作方,積極做準備了。
真正的“大熔爐”
方哲倫把他在中國的創業生活稱為“游泳式”:即從最草根處開始,摸爬滾打,過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他說,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方式,是不想像大多數同胞那樣,永遠“像是坐在飛機上俯視中國”。
他說,過去6年的時間能在上海度過,“三生有幸”,“這個城市變化如此之快、能量如此巨大,吸引了來自全中國和全世界的移民涌入,是個真正的‘大熔爐’。”
他對中國對手的評價是:“堅韌不拔、毫不留情的實用主義者,是非??膳碌膶κ?。”他最想了解的中國人是鄧小平,那個“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偉人”。
唯一讓他有些沮喪的,是超市的營業員有時仍然聽不懂他的中文。另外,就是上海似乎過度“陷入城市化”——不像倫敦,往任何方向開車30分鐘就是鄉村,這不免讓人覺得“疲倦”。“但除此之外,我對上海沒有任何怨言,這里普遍的樂觀精神,可能與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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