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復蘇的中國邏輯

　　今年下半年以來，世界經濟呈現了明顯的復蘇跡象，中國經濟的表現尤其不俗，在房地產、股市和其他工業指標上出現強烈反彈。但是這種反彈是否會帶領經濟徹底走出低谷，導致持續、穩定的增長目前還是個未知數，因為當下的復蘇還缺乏真實的經濟增長支撐，出口依然疲軟，國內消費徘徊在較低的水平，民間實業投資不活躍，技術創新缺乏活力，這一切都表明，在經歷了短期強心針的刺激和公共投資拉動效應之后，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可能在未來的幾年轉入一個不確定期。

　　宏觀經濟走向和經濟增長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的主要原因是中國需要很長時間來完成“彎道”轉折——從外貿主導型增長模式向內需主導型增長模式的轉變。外貿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世界經濟格局的不平衡，其增長潛力也勢必在某個時點走到盡頭，從而發生大幅調整，金融危機只不過加速了這個調整期的到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危機也是機會，讓中國可以提早調整，從而避免一場“即將到來的崩潰”。

　　遺憾的是，在這個千載難逢的調整期內，我國不夠細致而且操之過急的經濟刺激計劃和宏觀經濟政策使得這個調整變得倉促和短暫，公共資本的大量投放刺激了公共部門和企業的消費，但由于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居民消費依然低迷不振，而寬松的信貸政策讓本該調整的房地產和其他相關產業在短期內迅速反彈，且資產價格大幅飆升，對居民的持續性日常消費形成了嚴重的“擠出效應”。這種扭曲的消費結構最終無法形成有規模的、可持續性的需求，短期見到的強勁復蘇很可能成為曇花一現，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擔憂的那樣，中國經濟結構內部的失衡比外部需求的下降更為可怕，這種失衡將導致宏觀政策效果的扭曲和長期失效。

　　為什么中國的經濟刺激政策產生如此奇怪的效果？宏觀經濟問題的歸根結底還是出在微觀市場的效率低下和企業缺乏活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是迫使中國經濟又一次回到了高投資、高出口、高增長的套路中，并沒有觸發內生經濟增長的機制。

　　從市場結構來看，在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后，如通訊、電力等很多基礎性行業的壟斷程度不但沒有下降，反而越來越高，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很難進入這些行業；服務行業的開放程度也不高，使得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無法得到根本改善。

　　從創新的動力和機制來看，如果沒有民營資本的積極參與，國有企業很難擔此重任。從企業生態來看，現階段的企業改革只解決了政府和企業、企業和企業高管的關系問題，但沒有解決企業和職工的關系問題。企業必須要依靠員工的忠誠度、責任心和創新能力，才能完成經營模式的轉型和技術創新，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而員工與企業要形成休戚與共的關系，則一定要實現利益的平衡，除了最高決策機構的權力平衡之外，還要兼顧廣大員工的利益。中國只有擁有了大量像中國平安、華為和聯想等具有較好企業生態和治理文化的公司，中國經濟才具備了持續增長的微觀基礎。

　　對照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刺激計劃和一系列的微觀協調機制，我們可以不難發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其實需要宏觀政策、結構調整、微觀措施以及市場監管的全面協調配合，需要決策層付諸更大的智慧和變革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