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忌量 有感于新巴塞爾協議實施

　　Risk fears measure

　　a review on execution of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文/王東浩

　　在“金融家大講堂”學習一年，收獲甚豐，對新巴賽爾協議這一期的授課頗有感觸，故輯成業務隨筆一篇，與讀者分享。

　　經驗主義與理性精神

　　中國傳統思維中始終存在一種模糊性。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種模糊性被稱為“大智慧”。而20世紀以前的中國銀行家，均以孔孟之道為其經營哲學，誠信義利，非義之利不取，信義是其經營之本。組織存款，主要靠經理人員的信用，放款多不收抵押，概重借者個人信用。匯款的匯費及存放款的利息，均因人而異以信用而定，沒有固定標準。業務展拓，除非平時熟知客戶信用，否則不輕易借用。對于信用風險的判斷完全靠經理人的個人經驗。中國古代銀行在這種人本主義思想下發展起來，風險較小，業務經營穩健。同時對于風險管控，尤其是信用風險的重視也就長期不足。

　　20世紀以前的中國銀行家，還很重視結交官場，為自己營造更好的經營環境。按清朝定例，官款在京者存入國庫，在省者存入藩庫，不允許財政款項存入私人銀錢行號。但各銀錢行號的經理均極力結交官場，以私人情感，動員官款無息存入，降低信貸成本，以擴大業務，增加盈利。而且，結交官員和政府，無形之中又擴大了金融機構的信譽，故“官商相維”之道就成了中國金融業歷史上的一個突出之處。在這種環境下，銀行對于風險的管控幾乎可以與“人際關系管控”畫上等號，不需要什么科學方法。

　　為人處世的模糊哲學、重經驗輕計量的傳統及對“金融風險”的固有認識，使中國金融業遲遲沒有建立完整而清晰的科學體系。

　　而西方素以理性為傳統。建立在理性文化精神基礎之上的西方企業管理，具有兩個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依靠嚴格的規章制度，二是依靠嚴密的組織機構，強調對人、財、物的數量分析?？茖W精神是用驗證的方式來探索客觀世界的真理。它重視的是兩點：一是對事實(facts)和真理的追求；二是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國外大型銀行在內部評級中參考的定量指標比重基本都在70%以上。然而，作為國內最早開始風險量化工作的工商銀行其內部評級定量指標也只有不到40%，其余國內銀行主要還是參照定性指標進行判斷。

　　雖說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傳入我國后，科學精神漸漸開始樹立起來，可是經驗主義仍然在很多領域內起作用。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資金和人員的流動性大大超過從前，金融自由化使得國際金融市場連成一片，金融交易工具的計算空前復雜。完全依靠人力識別風險進而規避的傳統模式在現代金融業面前已經成為天方夜譚。

　　從定性到定量—艱難的轉身

　　雖然說我國20多年的金融改革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商業銀行風險管理一直是薄弱環節，很大一方面就是因為中國長期對于風險計量重視不足所造成的。在巴塞爾新規之下，要達到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風險之目的，借鑒國外商業銀行風險分析的先進經驗，借助風險量化模型結合定量分析似乎是我們未來風險管理道路上的必選之路。

　　目前，各國銀行業及其監管當局已將新資本協議奉為圭臬。以內部評級法為核心內容的新協議反映了銀行風險管理在計量上的深刻變化。內部評級法的實施需要4個核心風險要素的數據，分別是貸款違約率(Probability of Default, PD)、違約損失率(Loss Given Default, LGD)、到期日(Maturity)和違約時暴露(Exposure at Default, EAD)。以LGD為例，在技術上，LGD從損失嚴重程度方面更全面反映了信用風險下資產的風險水平，同時LGD也反映了風險緩釋技術(抵押、擔保、信用證、信用衍生產品和信用保險等)即銀行風險管理措施所發揮的作用?？梢钥闯?，新協議不僅使得新監管資本衡量框架能夠更加正確地反映銀行實際承擔的風險(更具風險敏感性)，而且從監管角度認可和鼓勵了不斷發展和創新的銀行風險緩釋技術，對于銀行業的穩健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但是，由于巴塞爾對用于風險計量模型的歷史數據要求十分嚴格，我國公司債券市場不發達，銀行違約貸款回收數據系統研究時間起步時間較晚，且2006年之前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不良貸款剝離和商業化出售，使得LGD建模數據嚴重缺失。由此導致PD、LGD的模型估算產生很大的偏差，銀行在具體實施內部評級法進行風險計量系統建設時困難重重，監管部門很也難掌握或發布我國銀行業LGD的真實標準。從我國銀監會第一階段的預評估情況看，LGD數據準備不足，缺乏成熟的建模方法論和建模技術成為未來我國新巴協議銀行在全面實施新協議過程中的一大障礙。

　　另一方面，我國銀行加強風險管控、加入國際監管標準刻不容緩，第一批申請加入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7家銀行，最晚將在2013年全部執行。目前國內銀行及相關金融機構都在雇用外資進行巴塞爾相關系統的建設。穆迪、標普、惠譽(Fitch)、Mercer Oliver Wyman、Fiserv、益百利、普華永道、德勤等。借助外資擁有的技術優勢和專業經驗當然是解決我國銀行業風險計量及巴塞爾合規“瓶頸”的一種快捷方式，但同時也為中國金融業帶來了隱患。一方面，銀行業作為金融領域的重要行業，對社會經濟具有很大的影響性。金融是現代社會經濟穩健發展的血液，影響社會其他行業的發展。我們說掌握了一個國家金融，也就等于掌握了這個國家的命脈，甚至是政府。而風險控制是銀行的命脈，如此重要的關鍵環節基本交由外資建設，國民經濟信息和國家金融安全難以保障。另一方面，不改變目前這種局面，中國金融業難以擺脫被動競爭的處境。不能參與行業標準的制定，中國金融機構難以實施成功的、有效的“走出去”戰略，并將在國際化的道路上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價。以評級為例，惠譽對中國銀行業的評級為D級，這代表了中國銀行機構在世界上的籌資成本。中國經濟的規模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金融業在世界上卻沒有相應的話語權和定價權。

　　德勤(Deloitte)的一項研究發現，全球100家最大金融企業今年的風險與控制活動支出有望達到1000億美元，為金融危機前最后一個完整年度——2006年的兩倍。研究預測，到2012年，這100家公司在風險和控制方面的支出總額將達到1110億美元。首席風險官們估計，在已經增加和預期將增加的這部分支出中，有大約200億美元是由金融危機導致的直接后果。其余部分大多用于執行新巴塞爾協議(Basel II)和Solvency II這兩項新的資本監管標準。到時外資不但將壟斷中國的風險計量市場，攫取高額的壟斷利潤而且還將深入控制中國金融業的核心命脈，對中國的金融安全構成隱患。

　　內在脆弱性是金融業的本性，是由金融業高負債經營的行業特點所決定的。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重要動力，同時也是金融風險的重要來源。隨著經濟金融化趨勢的不斷加深，由商業交易而形成的債權與債務，越來越多地成為金融衍生產品的生成基礎，使得當今國際金融衍生產品規模迅速膨脹，遠遠超過全球GDP的總和。如果說金融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油門，那么以信用風險計量為代表的風險管控就是剎車，二者缺一不可。沒有良好剎車系統的高速行駛不但對于銀行業是危險的，而且對于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都是巨大的威脅。一旦風險管控不善，就難以抵御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被其迅速形成大規模殺傷力所重創。另外，目前銀行風險控制核心建設對國外技術的依賴性越來越大，這種結果導致我國金融信息的保密性和金融安全的基礎極其脆弱。

　　在今天的金融領域，風險管理所面臨的傳統文化思想、外資入侵、金融安全、監管要求等等挑戰，似乎讓我們感到了情況的復雜性和嚴重性。難道我們真的只能是“風險忌量”嗎？

　　(作者單位為北京東方中和數據咨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