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募基金會走上臺前

　　相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非公募基金會的發展已嚴重滯后，需要放寬管制、進行制度創新等諸多努力

　　文/本刊記者 洪濤

　　當人們再次返回的時候，已經看到王石坐在了臺上，大家沒有表現出驚奇。在“第二屆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上，人們早已經習慣于看到一些公眾大腕坐在眾人之間，與眾多的草根NGO一同討論問題。

　　論壇第一天，馮侖發表了一個關于“裸捐有害”的演講，他的觀點立即遭到了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所長康曉光的當場駁斥，稱其觀點是“非常有害的”。

　　現場辯論的激烈反映了論壇的開放程度，而這種開放正是論壇的主辦方——中國社會組織促進會以及南都公益基金會、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等13家大型非公募基金會所極力追求的。

　　“我們愿意開放，愿意接受眾人的監督，包括眾多NGO組織的監督。不會因為非公募基金會是相對強勢的一方，我們就覺得要去指揮別人。”論壇的現場組織者之一，北京光華慈善基金會常務副秘書長趙華稱。

　　如果說，在去年的“第一屆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上，中國的非公募基金會只是做了一個精彩亮相的話。那么，在今年的第二屆論壇上，非公募基金會已經正式走上了臺前，面對全社會響亮地發出了屬于自己的聲音。而有了王石、馮侖等重量級企業家及國家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楊岳等政府相關部門領導的參與，則更是讓非公募基金會的發展成為萬眾關注的焦點事件。

　　總結現狀

　　長期以來，中國的基金會都帶有很強“官辦”色彩，只有政府或者其授權的部門才有設立基金會的可能。而中國以往的慈善行為，也基本依靠公募基金會支持。

　　由于“官辦”色彩濃重，這些基金會在資金籌集、善款使用和日常管理等方方面面，都難以脫離政府的控制和影響，民間捐贈的使用也往往與政府的財政資源混在一起，無法體現民間公益的地位和作用。這種混亂局面既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改革大勢不符，也抑制了民間慈善力量的生長發育，消減了公益慈善行業的生產力。

　　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的頒布，為企業和企業家回報社會、履行社會責任、參與公共事務提供了渠道。部分個人或企業終于可以成立自主管理的基金會，開始以現代慈善模式從事慈善事業了。

　　之后，中國的非公募基金會開始起步，數量增長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發展勢頭勁猛。根據第二屆發展論壇上發布的《2009年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報告》，2007年全國有非公募基金會數量436家，到2008年就達到643家，2009年，中國的非公募基金會達到了846家。非公募基金會大有趕上并超過公募基金會的趨勢。

　　非公募基金會在中國的崛起，無疑極大地改變了民間公益生態格局。非公募基金會相當于國外的私人基金會，富人或者企業通過成立基金會的方式，將財產以公益慈善的途徑流向社會，特別是弱勢人群，從而實現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這將有助于削弱貧富差距，從而維護社會穩定。

　　但是，相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發展，非公募基金會的發展還是顯得嚴重滯后。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一大批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家紛紛涌現，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這也就決定了，民營經濟應該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絕對主力軍。而要想體現民營經濟的出主力軍作用，就必須通過發展非公募基金會的方式實現。

　　認清差距

　　即便取得了很大發展，我國非公募基金會的數量也僅僅只有846家。而在美國，各種基金會高達7萬多家，且絕大多數都是私募基金會，其中也包括福特、洛克菲勒這樣的超級基金會。這些超級基金會均已有著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歷史。盡管創辦者也許早已逝去，但其依然能按照最初設立時的宗旨不斷運行，慈善的組織化使財富的擁有者得以設立永續性的、紀念性質的基金會，從而可以超越自身的生命周期，以持續實現某種慈善目的。

　　以福特基金會為例，這家于1936年由老福特的長子埃茲爾·福特捐資25萬美元成立的基金會，是全球最富盛名的基金會。如大多數私募基金會一樣，福特基金會以獲捐資金運營賺取收入、再把每年利息的一大部分捐贈給受益者的方式運行，使其得以持續發展。福特基金會的管理資金曾一度達到140億美元，在全球設立了3大項目部門、9個關注的問題、34個關注領域，平均每年發出5000筆捐贈，僅在2009年就在全球發出了4.9億美元資助，其中1400萬美元用在了中國。

　　還有廣受關注的“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截至2010年6月30日，其管理的資金多達330億美元。與之相較，目前中國注冊資本最大的非公募基金會華民基金會的注冊資本也僅僅只有2億元人民幣。

　　非公募基金會數量的不足，凸顯出的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上的不足。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0年《慈善藍皮書》指出，2009年我國社會捐贈量雖穩步增加，達332億元，但占GDP的比例僅為0.01%，而美國的比例為2.2%。中國這一比例不僅遠遠低于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甚至也低于其他“金磚”國家。這種現狀與中國這個具有悠久傳統美德的文明古國身份，極不相稱。

　　可喜的是，為支持民間非公募基金會的發展，政策方面的管制正在逐步放松。據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楊岳透露：日前，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承諾捐贈70%股票(折合40多億人民幣)的事情，民間局已經原則上通過，并擬定了一系列股捐細則對此事進行規范。曹德旺股捐落地，將在很大程度上鼓舞民間的捐贈熱情。此前，陳發樹曾抱怨因為政策的不配套，導致其捐出83億股份卻無法執行的無奈。

　　激烈論爭

　　非公募基金會在中國的涌現，對于促進我國公益事業發展、改變慈善事業體制格局，起到不可低估的歷史性作用，它將背負起“中國第三部門”的希望。

　　國內相當一部分非公募基金會，也已經不再像原先的大部分基金會那樣，還局限在傳統的慈善捐贈上。而開始更多地通過資助本土的草根組織，再由后者去提供直接服務，以完成其公益使命。但是，并不是所有草根NGO都會因此而感激為其提供資助的非公募基金會。

　　事實上，當前公益慈善行業中被爭論最多的，恰恰就是非公募基金會與大量草根NGO的爭吵。為此，在第二屆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上，專門開辟有一個臺上分論壇，供雙方開誠布公地談論解釋矛盾。發言現場，很多草根NGO抱怨稱，與非公募基金會打交道非常困難，“老逼著我們寫項目計劃書。每天不干別的事，一個核心就是一定要寫計劃書，而且每一個基金會的要求還都不一樣，還要做PPT，還要飛過去給你們講，哪還有精力、時間做項目？”

　　也有更多草根型NGO表達了對非公募基金會的期望。“我們以前11年喝的都是‘洋奶’，現在我們想喝一喝由自己國家基金會給予的‘母奶’。”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江源發展促進會的項目主任成林多杰，代表大量草根NGO發出了這樣的呼吁。

　　無法否認，之前中國相當數量的本土NGO受到的都是國外基金會的資助。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國外基金會的贊助越來越少，這就要求中國的非公募基金會盡快填補這塊因國外基金會撤出而產生的空當。

　　但顯然，并不是現已建立的這些資助型非公募基金會不好，而是這樣的非公募基金會還太少，也就使得每一個非公募基金會都要面對眾多渴望資助的草根型NGO。據清華NGO研究所調查研究顯示，中國各種類型的草根NGO數量差不多為200萬~270萬之間，且幾乎個個都“嗷嗷待哺”。僧多粥少，就注定了大多數草根NGO很難得到非公募基金會的資助。

　　因此，解決辦法只有繼續擴大非公募基金會的數量。

　　創新發展

　　梁曉燕曾在論壇發言中說：“雖然我們只是在埋頭做各自的項目，做一件件具體的事情，但其實我們的事業還有一個功能和使命，那就是同時也要創建中國新的社會體制。”正因為有著這樣一種訴求，第二屆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也相應做了很多創新。

　　這種創新之舉首先體現在論壇的議事日程和架構方面。

　　在國內的許多論壇大會上，人們早已習慣在會議未召開之前，組織者就已將討論議題確定下來，而大會參與者最終只是成為被投票者。但本屆論壇卻希望所有與會者都能成為主人翁。因此，論壇組委會只是提前列出會議將要討論議題的諸多選項，然后通過與會者投票，來最終決定入選的論壇各項議題。除此之外，大會的參與者還可以自己提出討論議題，如果被參與者一致通過，也可以進入論壇的正式議事日程。

　　另外，論壇的發起方雖然一手操辦了整場論壇，卻并不希望就此將自己置于一個優勢者地位，去主導論壇的所有討論議題。他們希望的是能更多傾聽來自社會各方的聲音，更多吸取外界的批評建議，哪怕是質疑。

　　意大利人艾若水是“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BSR)的一名項目官員，在聽說在召開中國非公募基金會論壇的消息之后，她特意趕到了會場，了解中國的非公募基金會的發展情況。會后，艾若水對論壇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論壇開得非常成功，完全出乎自己以及其所在組織的意料。她原本以為論壇只會是一次照本宣科的會議，完全沒有想到在論壇上會有這么激烈的交鋒，而且全體與會者參與的意識都這么的熱烈。

　　也許，國家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楊岳在論壇開幕詞中的一句話，正是對我國非公募基金未來發展的最佳預言：“全社會對非公募基金會發展的呼聲越來越高，非公募基金會必將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