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曼：最有價值的是大家的回憶

　　訪深圳發展銀行行長特別顧問、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法蘭克·紐曼

　　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are our memories

　　An interview with Frank Newman ,Special Advisor, former Chairman

　　and CEO of 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

　　文 /本刊記者 岳冰清

　　5年來，出于職業需要，我只在媒體上留意法蘭克？紐曼的言行，從未有過采訪他的意愿。因為我覺得，紐曼不過是中國銀行業的歷史過客，結賬之后，一拍兩散；其次，用5年的時間改造像深發展這樣積重難返的銀行，不能期望過高。但我非?？释吹浇Y局，作為中國金融改革的一次破冰嘗試，參與其中的各方會有什么不同的結果呢？2009年夏天，中國平安投資深發展，我為此向一位金融界資深人士討教。他說：“你見過紐曼嗎？有機會見見吧，近距離接觸他，你會有不同的看法?！敝?，我向深發展提交了采訪提綱，但石沉大海。最后，那份提綱以《未答之疑，未解之惑》為題發表在本刊2009年第七期雜志上。16個月之后，那份提綱放在紐曼面前，我坐在他的旁邊。1個月后，他將徹底卸任在深發展的所有職務，告別在中國的這樣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在飛機上，我有一個浪漫的想法，這會不會是您在中國最后一次接受中文媒體的采訪？”2010年11月3日上午，在深圳發展銀行總行，握住法蘭克·紐曼的手，記者和初次見面的老銀行家開個玩笑。

　　“預測未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他露出招牌式的可愛笑容，“不管怎樣，我非常高興有機會和您交流一下。您清楚，我現在已經不是深發展的代表，而且您也非常清楚，我從來都不是新橋的代表，所以，今天我們交談的所有都是我的個人觀點”。

　　記者回應道：“這將是一次輕松的訪問，作為獨立人士，您可以暢所欲言。既然預測未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那我們就從過去的事開始吧?！?/p>

　　順風飛翔也要有自己的引擎

　　《當代金融家》：過去的5年里，可能有些事是您預料到的，而有些事是您意想不到的，哪些事出乎您的預料？

　　紐曼：首先，中國的環境本身非常復雜，況且它一直處于快速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我非常喜歡中國，它能保持這樣快速的發展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并沒有料到對深發展的改造能夠如此迅速，成效如此顯著。我所經歷的案例中，深發展的進步是最快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深發展的員工們。這絕不是客套話，我確實這么認為。對一家具備相當規模的銀行來說，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而且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員工的素質和態度非常重要，深發展員工在這方面表現得非常好。他們需要的是一些來自外部的幫助，以及對一些事情的了解，而我正好有這方面的經驗。他們很快就了解了一些經驗，很快地恢復過來，很快地進入狀態，他們的精神和熱情都非常高漲。

　　其間，監管者密切關注深發展，且給予了我們足夠的耐心。我沒有辦法代表監管機構發言，但是我感覺，對他們來說，關注深發展就像關注一場實驗，看看我們是否能夠自己把改造任務完成。

　　《當代金融家》：對深發展的改造成果超乎想象，這與中國的經濟周期有沒有直接關系？

　　紐曼：在一個向好的經濟環境中整治一家壞銀行更容易，這是肯定的。但是，外部環境的向好不是唯一的原因。世界上有很多銀行，盡管經濟很好，還是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無論如何，一個更好的經濟環境，對銀行的改造會有幫助。我應該寫一封感謝函給溫家寶總理。

　　過去的5年，如果我每天打高爾夫，銀行能不能自己就變得更好？如果能，我就不需要工作了。在深發展所做的變革都是必須要做的。這有點像在空中的飛翔，如果正好順風，能夠更快地到達目的地，但是這架飛機必須要有自己的引擎，它不可能完全憑借風力。

　　員工渴望變革

　　《當代金融家》：和以前改造過的銀行相比，深發展是不是一個特別難改造的銀行？

　　紐曼：深發展有很多問題，但它最大的優勢在于人，不僅僅因為他們非常聰明，而且他們有一種渴望變革的狀態，這在很多銀行是沒有的。我在其他地方經常碰到的情況是，你要去推動員工，強迫他們更努力地工作，以達到變革的目的。但在深發展，大家一旦理解了變革背后的邏輯，明白了我們的計劃，大家就會說，“好吧，計劃就是這樣子，讓我們抓緊時間干吧”。

　　《當代金融家》：換個角度理解，這是不是說，中國的員工可能更容易被調動，或者說更沒有主見？他們有點像戰士，令旗一揮，沖鋒號一響，就齊步朝著一個方向走，他們可能并不思索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紐曼：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在其他地方見到過類似的情況，比如有個命令說“朝北走”，他們就直接往北走了，即便在路上發現前面可能有座山擋住了去路，也繼續往北走。

　　在深發展，大家的參與感會更強，如果在路上發現了障礙，會一起商量，這個方向不行，轉到另一個方向。開始時，大家可能對我是“畏大于敬”，言聽計從。我想，是不是大家在等著我給他們更多的指示？我就說，我現在沒有辦法給你們具體的指示，除非我們一起商量，才能給出具體的指示。逐漸地，大家就非常習慣參與討論了。

　　《當代金融家》：在改造過程中，您先后經歷了15億貸款失蹤、股改，以及金融危機，之后央行調整了貨幣政策，除了這些，還有哪幾個結點給您的印象特別深刻，您又是如何把控的？

　　紐曼：是，這個時期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發生，也有很多很多的變化，給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還是在中國發生變化的范圍之廣、速度之快。有一個例子就是上市公司的治理，董事會能夠承擔責任，在這方面的進步中國花了5年得以實現，而在其他國家可能要花20年。

　　平衡關系

　　《當代金融家》：作為一個觀察者，我感覺，在整個過程里，最難的可能是處理各種關系，除了銀行內部的關系，還要處理和投資者、股東及監管者的關系。處理哪種關系更棘手呢？

　　紐曼：對我來說，為什么工作很忙，就是因為內外關系都要處理好。我們確實有一些本土的銀行人員，比如有專人負責媒體關系、投資者關系，希望我們的投資者、媒體記者能夠得到銀行最充分的信息，但為了有很好的事實跟大家分享，還是要練好內功。當然，有很多變革是需要員工自己去應對的。我經常跟員工分享保持適應力的重要性。這條行訓事實上是非?；镜脑瓌t，在執行的過程中，很多細節要因時而變。

　　還有一點，對所有的管理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領導力。一個好的領導，最重要的不僅僅是贏得大家發自內心的尊敬，也要贏得他們的精神，要和團隊分享愿景，要樹立大家的信心，要營造傾聽的氛圍。每一次任命了新的分行行長，我就會跟他們談談。我有一個建議，就是當他跟管理團隊一起工作時，在談到原則問題時，分行行長應該第一個發言；在談到具體業務時，最后一個發言，因為他應該傾聽員工的意見，然后再作出判斷。

　　《當代金融家》：我總是在媒體上看到您一再地暢談深發展的未來，而回避深發展的當期。因為，您想讓大家相信，跟著您一定會有美好的前景。您的信心非常有用，不但鼓勵了員工，也鼓勵了投資者，幾年里，深發展的股價節節上升。我非常想知道，您的信心來自于哪里？您為什么如此樂觀呢？

　　紐曼：這個問題提得很好。

　　一部分原因來自于我既往的經驗，中國銀行業的基本面非常良好，深發展身處這樣一個大環境—一家銀行只要治理得當就能有很大的成就。此外，在我授命為深發展的首席執行官之前，我做深發展的獨立董事已經有5個月時間了。在那5個月里，我有機會跟其他董事共事，對深發展當時的管理團隊有一些了解，也接觸了銀行里的很多人，我對自己說，用我的經驗，只要給大家一些指引和方向，我們就一定能夠成功，對此我從來沒有過懷疑。

　　我一直都在努力實現平衡，這對銀行來說非常重要，對成功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現代社會，有很多因素都必須要加以平衡，我們必須要把方方面面考慮清楚。在過去的5年中，深發展的員工數量增長了兩倍，能夠為更多的人提供就業機會。銀行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從業者來說，不僅僅要把自己的銀行經營成功，還要履行自己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責。

　　《當代金融家》：過去5年來，中國銀行業從業人員的規模整體都在擴大，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中國銀行業的效率。與其說您改造的是一家銀行，不如說改造了這家銀行的人。

　　紐曼：是，這點對我來說也非常重要，我覺得我是一個企業的領導者，更是一個老師。我從來不認為如果一家銀行過度依賴我或是其他某個人是一件好事。我想，最好是從某個人身上學到足夠多的經驗，不管這個個人日后如何變化，銀行將來都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前進。深發展不僅僅是引入了新的實踐、流程和政策，最重要的是，大家非常清楚這些新舉措背后的邏輯，以及它們最主要的核心內容。

　　重要的是具備經營好銀行的認識

　　《當代金融家》：新行長理查德·杰克遜說，深發展未來的發展有三個方向，一是貿易融資，一是信用卡，還有就是注重于企業聲譽和品牌的建設。從這個表述來看，和深發展以前的發展思路明顯不同了。在這5年里留給深發展的哪些經驗可能會伴隨著深發展更長遠地發展下去？

　　紐曼：首先，我對理查德的評價非常高，他是一個非常能干的銀行家。在過去的5年中，深發展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它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了。我相信大家可以為過去5年深發展所實現的成就感到自豪，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大家具備了如何才能更好地經營銀行的認識，以及大家共同努力去實現任務的成就感。深發展現在的主要經營數據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數字，銀行的人實現了巨大的進步，而且前提是沒有依賴政府一分錢的資助，歐美的很多銀行必須依靠政府的救助才能擺脫困境，而深發展依靠自己取得了這么大的進步。

　　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2005年的時候，深發展如果出去招人是件非常棘手的事，人家會說，我不太清楚這家銀行的未來怎么樣，我知道這家銀行有很多問題，等等。但幾年之后，情況大有不同，很多人一方面非常感興趣地想加入深發展，與此同時，我們的競爭對手也不斷地試圖從深發展挖角。

　　《當代金融家》：深發展的哪些經驗可以復制到其他銀行？

　　紐曼：在深發展實施的一些流程、程序，一些管理資產負債和績效管理的工具，以及垂直管理、稽核、信貸等方面的經驗，這些對其他銀行有借鑒作用。當然，也需要根據每個銀行的具體情況量體裁衣，加以調整。但是，很多基本的東西在中國是適用的，在其他地方也適用。

　　《當代金融家》：您改造了深發展，深發展改變您了嗎？

　　紐曼：當然。在深發展的經歷讓我變得更有耐心，由于我對世界不同地方的了解，可以站在更寬廣的視野上，在人生的各個階段，不斷地學習，學到新的東西。

　　我每次回過頭來看我的人生時，就會想，有些我做得還是不錯的，但如果用我現在所知道的經驗，再回到那個時候去做的話，我能夠做得更好。

　　如果說我在過去5年之中沒有學到任何東西，那實在是太令人失望了。對我來說，在這5年里，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學會說普通話。

　　改造影響銀行發展的深層次要素

　　《當代金融家》：對您來講，進入之初就意味著5年之后要結賬，您要有方法和目標，您實現了既定目標嗎？

　　紐曼：因為我有治理問題銀行的經驗，所以，一開始我就非常清楚，我需要的是什么，尋求的是什么。如果一家銀行有麻煩，那就一定意味著存在很多看不見的、潛在的、根本的原因導致它出現麻煩，因此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實現變革。以前，有一位監管官員做過一個比喻，用這個比喻形容深發展的改造是非常恰當的，我們在改造銀行的過程中，并不能停止經營銀行，這就像在擁擠的高速公路上駕駛一輛大卡車，在前進的過程中修車，而且是大修。

　　第一件事就是要為所有行動建立指導原則。我給大家樹立了一個行訓—誠信、專業、服務、效率。每個人都要了解這不僅僅是貼在墻上的座右銘，它是有實際意義的，這一點非常重要。

　　中國的銀行業有個傳統，銀行治理非常分散，以前我從來沒有見到過分散化程度這么嚴重的情形，如果以這種方式經營銀行，是非常危險的。把與當地客戶打交道、做營銷的權力留給分行沒問題，但我們集中了銀行的信貸、財務和稽核等一些最主要的控制功能，這些變革在最初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我們的主要變化在于績效評估，以及與之相掛鉤的薪酬體系。原來的獎金和薪酬設置并不與業績掛鉤，有些時候員工拿到獎金僅僅是因為他們按時上班了。我們改變了績效評估和薪酬體系，使業績表現和薪酬都和員工所實現的業績和目標相掛鉤。我們也引進了一種標準，稱為“平衡計分卡”，可以衡量員工的表現，尤其是管理者的表現，這些衡量指標不僅僅包括利潤的實現情況，還包括風險管理、信貸管理、運營管理等幾個方面，以至于產品的開發能力、客戶服務、員工的職業生涯發展等，所有這些事情都包含在持續不斷的改造中。

　　當然，我們也非常關注不良貸款、資本充足率和盈利情況。但是，從銀行發展的長遠角度出發，我上面提到的事情，也許是影響銀行發展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對這些事項的改造是有難度的，富有挑戰性的。

　　《當代金融家》：在這5年里，深發展在固定資產方面的投入非常少，包括IT系統建設、員工的培訓，幾乎沒有給股東分紅，您是如何控制運營成本的？

　　紐曼：我們沒有給股東分紅，這對一個極端需要資本的銀行來說，并不是件很奇怪的事。事實上，一些資本充足率非常低的銀行，停止給股東分紅，以補充資本，這是世界各地比較常見的做法，銀行需要用盈利去夯實資本基礎。對銀行來說，盈利才是補充資本最重要的基礎來源。

　　至于其他的固定資產、IT設施、員工培訓，我覺得這其中一定有一些誤解。有些人可能會有這樣的錯覺，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我們的目標和計劃一直都著眼于打造銀行的未來，董事會也做好了隨時的準備，提供銀行發展所需要的任何投資。

　　但是，真正的關鍵在于“做什么和如何去做”。對我們來說，可以分配給IT發展所需要的任何財務預算，但是我們一定要確確實實地知道，這個預算要用來做什么，怎么去做才會真正發揮作用，而這是需要花費時間和思考的。但是，這絕對不是欠缺資金的問題。

　　《當代金融家》：深發展最新的三季報已經出來，在運營成本方面開始上升，理查德·杰克遜的解釋是投入了基礎設施及IT建設。5年里沒有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會不會拖深發展的后腿？

　　紐曼：在過去的3到5年當中，我們事實上在IT建設、員工培訓及運營改造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和現在相比，在過去幾年中，由于受限于低資本充足率，監管機構并不允許我們開設分行，而且開設支行的速度也遠遠受到影響。

　　《當代金融家》：在您的任期內不良率逐年下降，但是考察不良貸款是需要時間檢驗的。我非常希望您在大洋彼岸介紹中國經驗的時候，深發展的不良率依然持續下降。

　　紐曼：是，我相信深發展的信貸團隊會為2005年以后發放的新貸款的質量感到自豪。就像您剛才說的，檢驗貸款的質量是需要時間的，對任何一家銀行來說，一定會存在不良貸款，但如果銀行本身的基本面良好，不良貸款不會成為問題。

　　深發展要經歷新的變革

　　《當代金融家》：平安與深發展的重組，很可能最后涉及銀行名稱的改變，這是您當初設想過的結果嗎？ 紐曼：我們知道存在這種可能，這是市場和業務決定的，只要我們的客戶依然得到良好的照顧，我想客戶應該不會有意見。

　　改名字與否的決定應該是其他人做出的，不是由我來做的。

　　《當代金融家》：您對深發展今天的結果滿意嗎？

　　紐曼：我希望深發展將來越來越好，繼續前進的步伐。其實，深發展剛剛經歷完一個很大的實驗，現在到了一個新的起點，要去經歷一個新的變革，這一次是在一個更綜合的金融平臺之下，這是新的理念，也是有挑戰的，但我相信它會成功。

　　有時候，有人問我在美國進行的那些實驗，比如花旗銀行之前跟保險業聯系緊密，危機中也遇到了麻煩。我非常了解花旗的管理層，我不認為是由于跟保險結合起來才導致了花旗的麻煩，危機中，保險業的表現還是不錯的。事實上，問題的根源在于花旗的投行業務。

　　監管者應關注規則背后的原則

　　《當代金融家》：如果您是銀監會的官員，5年前，您會批準新橋入股深發展這個交易嗎？

　　紐曼：是的。

　　我沒有辦法清楚地知道監管機構的想法，但我覺得那個時候他們是想把深發展作為一個嘗試，當時有若干銀行出現了問題，需要某種程度的幫助，我相信他們對不同銀行找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法，有的銀行可能會比其他銀行需要更長的時間康復。他們給國外有經驗和專業知識的人一個機會，讓他們去試一試，看看能不能把深發展扭轉過來，這樣的策略是非常明智的。

　　監管部門有一點做得非常好，就是他們給予了改造者足夠的耐心。5年前深發展的不良率非常高，而同時資本充足率非常低，這極大地阻礙了銀行的發展。但監管部門還是給了銀行一個機會，讓銀行自己去補充資本，解決問題，這種做法非常明智。

　　我在美洲銀行也有類似的經歷。在富國銀行時，我接到了加入美洲銀行董事會的邀請。當時，美洲銀行盈利下降，資本匱乏，堆積了大量問題貸款。我成為美洲銀行的副董事長后，去拜訪當時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A.Volcker)，沃爾克抽雪茄，我也抽雪茄，在他的辦公室，我們邊抽雪茄邊談論。如果當時的監管者強迫銀行按照市值處理不良資產，股東權益就蕩然無存了，銀行的資本就蕩然無存了。沃爾克非常明智，他說，我們給你一點時間，看看你能不能把銀行業務扭轉過來，這期間我們會密切關注，確保你們在做正確的事。這個策略非常有效，幾年之后，這家銀行變得非常成功。這也是非常好的一課。 《當代金融家》：5年前，如果同時有美國花旗銀行、中國平安集團和新橋投資，您認為監管者選擇哪家機構更合適？

　　紐曼：我不會試圖去回答。這個問題使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央行對利率進行管制是非常好的做法。這樣做有兩大好處，第一是允許銀行通過自己的盈利補充資本；第二是銀行能夠抵制其他利潤的誘惑。在很多國家，由于銀行發現通過基本業務很難獲得合理的利潤空間，因此不斷地想主意，試試這個，試試那個，然后就開始涉足很多高風險業務。而中國央行的做法至少能夠保證銀行基本的業務有合理的利潤空間，可以阻止銀行過度競爭。

　　一個健康的銀行業對任何國家的經濟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由市場完全決定利率，太過冒險了。

　　《當代金融家》：5年來，您對中國的監管部門，尤其是中國銀監會的贊譽時常出現在媒體上，但作為一個新興市場國家的監管機構，我們的水準還有待提高，請您給中國的監管部門提一些建議？

　　紐曼：中國的監管機構做得非常好，在變革方面，當然還有一些工作在進行中?，F在中國很多的監管都基于規則和制度，這些規則是非常有效的，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在這些規則的管制下，中國避免了其他國家所出現的很多問題。但是，隨著發展的需要，應該超越規則本身，更多地關注規則背后的原則，因為這個世界變得日益復雜，已經不可能針對每件事都有具體的規則，尤其不可能用一條規則去適用所有的銀行。

　　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加拿大，在本輪危機中，加拿大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銀行業沒有受到影響的國家之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加拿大的監管機構與銀行的風險管理部門能夠密切地、共同地合作。加拿大的監管也有具體的規則，但他們不僅僅依賴規則，而是監管機構會跟每家銀行的領導坐下來討論，傾聽銀行家的風險管理觀點，熟悉銀行的情況，了解銀行打算如何處理問題，這就需要監管的水平能夠站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同時也對銀行管理者的水平有更高的要求。

　　中國的現代銀行業歷史比加拿大短，對監管機構來說，下一個更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應對未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制訂規則相對容易，但要應對更復雜的情形有必要盡早實現這個轉變。

　　《當代金融家》：金融危機以來，大家都在反思西方的監管經驗，甚至有走回頭路的跡象，中國應該從西方的監管經驗中汲取什么呢？

　　紐曼：歐美的監管機構應該更多地向中國的監管機構學習，在中國，基礎建立得非常好。比如我的女兒和女婿在紐約買了一套公寓，在美國他們是不需首付的，完全100%的按揭；在中國，銀監會可不允許這么做，我覺得美國的監管機構也不應該允許這么做，我希望在將來銀行監管還是要回歸到一些很基本的方面。

　　歐美的一些銀行沒有充分認識到，作為銀行的一個很基本的職責，就是為客戶提供一個安全的地方保管存款。與此同時，還能夠對這些錢進行非常有效的分配，把錢交給真正好的借款人，分配資源是銀行非常重要的職責。如果說銀行是出于某些關系或其他原由把貸款借給一個不能很好運用資金的人，這樣不僅會傷害銀行，也會傷害到經濟。很多西方的銀行對基本面關注得太少了，對交易反而傾注了更多的熱情。

　　另外，在這次國際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面前，雖然加拿大緊臨美國，但其銀行業確實能保持一個很好的狀態，這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幸運的人

　　《當代金融家》：從您的履歷看，好像1995年之后的人生更有趣，因為您先后改造了3家問題銀行。

　　紐曼：我有一個非常幸運的職業生涯。我在富國銀行時，它的運轉是非常良好的。當時，我接到去美洲銀行工作的邀請，那個時候這家銀行面臨很多挑戰，但我們成功地戰勝了挑戰。然后，我去了財政部，那是一段非常美妙的經歷，由于能為國家做貢獻，感覺非常好。財政部的工作千頭萬緒，非常繁復。之后，我得到去信孚銀行工作的機會，那也是一個麻煩纏身的銀行。逐漸地，人家就給我這樣一個稱號—銀行修理工，說我是有能力清掃麻煩的人。當然，我在深發展的經歷也非常美妙?；剡^頭來總結我自己，我覺得還是非常幸運的。

　　我的一生中，有兩個地方讓我學到很多東西，一個是財政部，還有一個就是深發展。在深發展的工作非常有意思，因為我既是老師也是學生。我一方面努力工作，教會大家怎樣更好地經營銀行，幫助大家建立自己運轉銀行的知識基礎。與此同時，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尤其是學到了很多關于中國的東西。因此，我必須保持開放和傾聽的狀態。我經常跟大家開玩笑說，過去的5年中，我了解了很多很多中國的事，但是可能需要再花100年的時間，才能真正地了解中國。

　　《當代金融家》：來之前，您所了解的中國，和親眼看到的中國一樣嗎？

　　紐曼：當然大有不同。我以前對中國有過幾次訪問，這是遠遠不夠的。在美國或歐洲，很少有人能夠真正了解中國。我回到美國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在中國的經驗，以及我對中國的理解。

　　《當代金融家》：您會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人，因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之一，尤其在金融危機之后。

　　紐曼：我還是希望我能夠花很多時間待在中國，我當然不知道我還會做一些什么具體的事，但我還是希望我跟中國的聯系能夠繼續保持下去。

　　《當代金融家》：剛來中國時，您和夫人買了一幅油畫，那幅畫出自一位不知名的中國畫家，您打算繼續收藏呢，還是在合適的時機將它賣掉？

　　紐曼：我不會賣掉，我很喜歡那幅畫，我會一直保留下去。這個油畫自然會變得更有價值，可能就像我們的團隊，對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最有價值的在于大家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