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企業主：活力之死

　　77390億元。這是中國2010年稅收總收入數字，較2009年上漲約22.6%。而當年度，中國GDP同比增速僅為10.3%。

　　而根據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2010年全國稅收總收入中，增值稅比重為29%，實現收入21091.95億元，同比增長14.1%。此外，營業稅為15%，企業所得稅為17.5%，消費稅為8.3%，進口稅為17%，個稅為6.6%(見圖1)。和其他稅種比起來，民眾普遍關注的個人所得稅只占較小的一部分，更多的，則是企業繳納的各項流通稅。

　　最近幾年，政府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來自企業的減稅呼吁也愈加增多。相比于2010年10.3%的GDP增長率，22.6%的稅收增長率是否過高？為什么偷稅漏稅現象仍然十分普遍？這兩個問題可以歸納為一個問題：中國企業稅負是否過重？我們是否需要更多更有效的減稅政策？

　　無論國稅總局和財政部的專家從什么角度解釋中國企業稅負并不重，對于中國企業主來說，切身感受與專家的輕松解釋總是無法匹配；而從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角度看，中國企業的稅負也絕不能說不重。

　　稅負過重

　　是現實問題？

　　從財政學的角度看，稅收是政府從企業和個人所得中征收而得，本質上是政府的一種收入。

　　政府稅收最重要的作用有兩個：一是提供公共服務(如國防、外交、教育、醫療等等)，以改進全社會的整體福利，二是通過向富人征稅轉移給窮人，防止全社會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稅收過低，政府財政資源有限，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有限；稅收過高，企業和個人將會不堪重負，社會發展必然受到影響。

　　2010年，對很多民企來說，是一個很想高興，卻又高興不起來的年份。眾多溫州民營企業主反映，2010年他們的銷售額增長不少，但利潤卻大幅下降，甚至有的比金融危機時還要差。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說，現在大量傳統中小企業毛利潤率只有1%—3%。兩年前金融危機時，眾多溫州企業外銷銳減，致使一些企業關閉、停產半停產。

　　2010年的情況有所不同，去年大量溫州傳統企業的經營壓力，主要來自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等。

　　據公開資料和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溫州2000多家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其中半數為制造及與制造關聯的企業。盡管這比2008年該市注銷3000多家企業要好一些，但“利潤大縮減”依然令企業形勢嚴峻。其中，稅負過重是一項重要原因。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蔣洪認為，現在企業的稅負確實很重，但國企和民企的情況有區別，民營企業繳的是實打實的稅，而國企可以從政府獲得許多優惠、特權和資金注入，稅繳上去以后會以多種方式回到國有企業手中。

　　對民營企業而言，稅收種類多、總量大，與政府部門打交道，還需要很大的交際費用，這些隱性的稅收是沒法統計的。一位溫州行業協會負責人也說，為完成稅收任務，一些部門人員要求企業預繳下一年度的稅款，出于無奈一些企業只好先繳了?！岸愗搲毫Ρ容^大?！痹撠撠熑苏J為，目前中國企業稅負水平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超過了許多發達國家。

　　理論證明

　　宏觀稅負過重

　　從企業的切身感受看，中國企業稅負已經很重，那么從理論方面上觀察，又會得出怎樣的結論？

　　從財稅學的角度看，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稱為大口徑的宏觀稅負。這里的政府收入不僅包括財政收入，而且包括各級政府及其部門向企業和個人收取的大量不納入財政預算管理的預算外收入以及既沒有納入預算內也沒有納入預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還包括其他沒有在收入中反映的各種收入，即包括各級政府及其部門以各種形式取得的收入的總和。

　　稅學理論認為，大口徑的指標最為真實、全面地反映了政府集中財力的程度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負擔水平。

　　稅收主要來源于一定時期社會生產的剩余產品價值。從維持社會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角度看， 一定時期稅收總量不能等于或超過同期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產品價值總量。這也就成為宏觀稅負水平的最高數量界限。

　　這里，可以通過宏觀剩余產品價值率即剩余產品價值總量除以國內生產總值所得到的百分比來衡量一定時期剩余產品的生產水平，一定時期(戰爭時期除外)的宏觀稅負水平只能限定在宏觀剩余產品價值率以下，不能等于或超過這一最高界限。

　　從目前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狀況及變動趨勢中可以看出，我國大口徑的宏觀稅負與小、中口徑的宏觀稅負相比，要高出很多，如2010年我國大口徑的宏觀稅負為2932%，差不多是小口徑宏觀稅負1565%的2倍。

　　由于大口徑的宏觀稅負真實地反映了企業和居民的負擔水平，從這一指標看，目前企業和居民的總體稅收負擔偏重，不利于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和發展后勁。

　　重稅之下

　　企業缺乏活力

　　從現實情況看，稅負指數越高，企業主的稅收壓力越大。從總量看，由于稅費負擔過重，作為投資和市場主體的企業缺乏進行擴大投資、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的實力和動力，缺乏創新的活力和動機，難以刺激民間的投資和消費，難以進一步發展壯大。

　　不論對流轉稅、所得稅，還是對其他各稅減稅，都會對生產和消費有明顯的刺激作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減稅讓利明顯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就是有力的證明。

　　對不同的稅類進行減稅，盡管它們之間有著不同的功能特點，但是在具有擴張效應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只不過流轉稅減稅的擴張效應主要體現在供給方面，所得稅減稅的擴張效應主要體現在需求方面。

　　減稅之所以會具有擴張效應，是因為稅收是價格的組成部分(價外稅只是形式問題，不影響問題的本質)，在價格一定的條件下，稅額的大小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企業可支配利潤的多少。稅負的高低(包括流轉稅和所得稅) 會直接影響利潤率，從而影響社會投資的積極性。

　　通常所說的減稅， 是指降低法定(即名義)稅率。稅收的多少除決定于稅率的高低外，還受稅基寬窄、征管強弱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減稅并不意味著減收。

　　西方國家20 世紀80 年代的稅制改革，實行“低稅率、寬稅基、少減免、嚴征管”的稅收政策，結果促進了經濟增長，稅收總額并未減少，反而不斷增加。

　　我國一些現行稅種稅率偏高，稅基偏窄，特別是減免過多過亂，既影響了稅收收入，又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和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要求。

　　當務之急是，應盡量減少和規范各種稅收優惠和減免措施，盡快建立我國的稅收支出制度，并使稅收支出在政府預算中得到反映，接受立法機關和公眾的監督，這樣也可以更加準確地評估稅收優惠和減免的經濟、社會效果。

　　減稅政策要發揮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就必須降低主要稅種和重要稅種的稅負。減稅并不是單純指某個或某些稅種的稅負下降，而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主體稅種和重要稅種稅負的下降。規模小、涉及面小的稅種的稅負下調對經濟的影響有限，不能稱其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只有主體稅種和重要稅種稅負的下降才能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

　　高稅不利

　　企業消化社會就業

　　去年下半年，民建中央發布的專題調研報告《后危機時代中小企業轉型與創新的調查與建議》顯示，中國中小企業目前平均壽命僅3.7年，其中8成以上是家族企業。該項報告指出，與中國相比，目前歐洲和日本企業平均壽命為12.5年、美國企業8.2年、德國500家優秀中小企業有1/4都存活了100年以上(見圖2)。

　　“企業有生有死，在市場經濟中是很正常的。但是從整體上看，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壽命依然偏短。從其自身看，優秀的企業家隊伍還沒有很好地形成。同時，當前復雜的時代背景也令企業壓力重重，比如融資難、準入門檻高，創新升級壓力大等。此外，企業稅費偏重也影響了其發展空間?！?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小企業室主任羅仲偉表示。

　　作為社會經濟發展與繁榮的推進器和穩定器，中國星羅棋布的中小企業背負著沉重的負擔。據全國稅收資料統計，僅2008年，中小企業繳納流轉稅15003億元，在流轉稅中所占比重達到86%；繳納企業所得稅4952億元，所占比重為76%。

　　“過重的負擔不僅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制約了員工的收入增長?！敝醒朦h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

　　在周天勇看來，大企業與中小企業有功能的不同：大企業增加GDP和稅收顯著，可以強國和強財政；而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民營經濟最大作用則是增加就業，是充分吸收勞動力的主力軍，讓更多的勞動者能獲得收入，是富民。但目前，高額的負擔擠壓著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影響了就業崗位的擴大。

　　據了解，在1999—2004年間就倒閉了810萬個個體工商戶，凈減少了1600萬個工作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