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裕離公司精神還很遠

　　文/蘇小和

　　著名詩人、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獨立閱讀報告》發起人之一。出版《過坎》、《局限》、《自由引導奧康》、《逼著富人講真話》、《啟蒙時代》等著作，2種新書《倉惶人物志》《我們怎樣閱讀中國》即將出版。部分商業案例收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案例庫。

　　我們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公司。

　　陳曉終于熬不過黃光裕，離開了國美。讓人大跌眼鏡的情結是，黃家的人放出話來，說的是謝謝陳曉終于離職，可惜走得太遲了。

　　這樣的話聽上去可謂惡狠狠!站在生意的層面，黃家的人義憤填膺，也算可以理解。不過，有些道理需要在這里陳明。比如有人馬上就說了，這話太過于殺氣騰騰，說明黃光裕的格局實在太小了，說明黃家的人可能到今天為止，仍然只是懂得賺錢，不懂得做公司。公司和賺錢之間，有些時候具有一致性，有些時候，作為一個現代組織的公司，可能不僅僅是賺錢。

　　在陳曉曾經階段性險勝黃光裕的時候，業內專業人士曾經是有過評論的。在公司的時代，商業的倫理價值，公司的文化價值，都是通過商業的手段來實現，而不能用倫理或者文化遮蔽商業本身，必須小心守住這樣的場域劃分。

　　我深深地知道，倫理、契約對公司是多么重要，對市場經濟的內在精神是多么重要！多少大學者如馬克斯·韋伯、余英時都在這個領域皓首窮經。而我簡單地提出這樣的判斷，顯得是多么草率！

　　我注意到了一個事實，內地小股東大多數支持黃光裕，而幾乎所有的海外機構股東，都將籌碼給了陳曉。這似乎是一個很有意味的局面。我想說的是，內地好多有錢人也許僅僅有錢，并不懂公司的真正邏輯，而是習慣性地依靠一種模糊的江湖文化在行動。恕我直言，國內某些學者，似乎也是如此。

　　所謂內地小股東，被譽為“三湘第一莊”的歐陽雪初，算是一個代表。他斥資2億港元，購入1億國美股份電器，力挺黃光裕，理由是“向傳承數千年的商業倫理致敬”。我想知道，所謂傳承數千年的商業倫理是什么？黃光裕身上的商業倫理又是什么？當歐陽雪初這么思考問題，太多更加重要的問題卻被忽略了。

　　更有意思的是，嚴介和(微博 專欄)說，黃光裕事件，主要原因就是大多數外聘的職業經理人不能忠于企業。為什么曾國藩要用湘軍？就像我之前的太平洋為何用老鄉。

　　并不是僅僅只有這些內地的小股東才選擇站在黃光裕這一邊，我看到我的朋友趙曉、王育琨(微博 專欄)也是毫不猶豫地站在倫理的層面、民族產業的層面發聲。要知道，趙曉老師是名滿江湖的經濟學家，而王育琨，多年以來我一直認為他是一個不錯的管理學家，一個在本土文化的營養里找動力的好學者。

　　黃陳國美之爭，本來是一個商業事件，沒想到卻引起眾聲喧嘩，這是我事前沒有想到的。在我看來，這純粹是一個企業發展技術層面的糾紛。撇開黃光裕已經顯現的商業錯誤不說，黃本是草根創業型人才，他已經不太適應真正現代大公司的發展。他的職責，是當好大股東，而絕不是核心管理者。

　　我以為人們忘記了一個前提，國美已經是一個公眾公司，它的股權格局肯定是一個不斷漸變的過程，不斷社會化、扁平化、公眾化的過程。隨著國美的發展，黃光裕的股權比例和操控權會越來越小，誰都阻擋不住。沒有陳曉，以后會有張曉，不認識這一點，就只能拿所謂的倫理說事。這是典型的中國思維。

　　我的觀點很簡單，基本上，支持黃光裕的人，和當時反對朱新禮把匯源賣給可口可樂的人差不多，我稱之為商業民粹主義者。

　　我想反復強調的一個基本理念，正是公司的概念。公司，作為今天人類生活最重要的場域之一，開放，是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梢赃@么說，開放既是公司得以發展的動力，也是公司發展的結果。我們還可以說，對于今天的中國人而言，公司有的時候可能只是個人發家致富的工具，或者只是國家尋求富強的通道之一。這是一種狹窄的歷史觀，一種由實用理性主導的思維定式。遍觀這個世界上風起云涌的公司版圖，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今天的公司，既是一種實用理性，也是一種價值理性；既是一種財富，也是一種生活；既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方法論。

　　我不得不再次用一種抒情的姿態陳述一個事實，作為中國人，尤其是內地的中國人，我們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司。在解決歷史學的方法論之后，如何把經濟學的思考、管理學的思考帶到我們的公司思考里，顯然是一個巨大的功課。秘魯經濟學家德·索托在《資本的秘密》中，曾經有以下陳述：

　　“我們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錢的企業家比爾·蓋茨，有多少人思考過一個開放的市場、透明的資本帶給他的動力？除了個人天賦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應該歸結于美國的財產所有權制度？沒有美國的專利法保護制度，他能創造出多少軟件革新？沒有可執行的合同，他能進行多少交易和長期計劃？沒有有限責任制度和保險條款，他最初能承擔多大的風險？沒有確認和儲藏資本的所有權記錄，他能積累多少資本？沒有可交換的所有權表述，他能匯聚多少資源？不能發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變成百萬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業的基礎上開展經營而無法用恰當的所有權工具把這些村舍工業組織起來，他能從多大規模的經濟中受益？沒有世襲繼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財富帝國交給他的子女和同事？”

　　這是迄今為止我看到的關于現代公司如何成功的最感性的經濟學描述，抑或是關于比爾·蓋茨成功密碼的最理性的分析。

　　在不完全的視野內，我愿意把這樣的指標作為我考察中國公司的基本的經濟學模型。

　　而在管理學的層面上，我們的方法問題一樣存在誤區。很多人辛辛苦苦的商業行為，似乎只是想告訴人們怎么去賺錢，如此，便失去了更加有價值的思考。這正是問題的核心價值所在：如何評價30年來的中國本土公司，是一件比較為難的事情。眾所周知，如果僅僅就時間來看，它的歷史線條其實是很簡單的，基本上呈現出一種大眾的普遍模式：

　　生意 → 廠家 → 營銷 → 公司 → 品牌

　　人們普遍認為，這是所有的公司必然要走的商業之路，人們很容易就沿著這樣的思維路徑去發展，去演繹，并把此當成一家志存高遠的大公司的不二法門。但德魯克卻不這樣看，在那本著名的《公司的概念》中，德魯克卻將上述路徑加以解構，并認為“公司的本質是一種社會組織，一種人文組織”，“一個以滿足社會需求為目的，把人們聯合起來的社會機構”。

　　德魯克與大眾的思維路徑實在相去甚遠，不過卻為我們解讀中國本土公司帶來了兩種不同的視角，并幫助我們把中國公司看得更加透徹。

　　有段時間，我幾乎不讀德魯克的東西，因為他說的很多東西，一句話可以說完，但是卻敷衍成了一本書，后來我發現這種理解比較膚淺。其實，德魯克的意思大概是，人類社會從家族到民族，到國家，是這樣一個組織的演變過程。在這樣一個演變過程中，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組織——公司。公司是把國家與國家的邊緣模糊化的組織形態，今后人類未來主要的生活場域是公司，而不是國家、更不是民族。

　　我是如此熱愛公司這個名詞！馬克·羅伊在他的著作《公司治理的政治維度：政治環境與公司影響》，對公司的力量進行了更加深刻的分析。在羅伊看來，一個自由的國家出現之前，必須要實現社會的和平穩定。不同的國家通過不同的途徑達到這一目標，而那些比較好的途徑，恰恰根植于企業以及企業形成過程中的所有權模式以及公司治理結構。前幾日與學者秋風聊天，他也談到，公司可能是能真正改變中國當下局促現實的建設性力量，知識分子的作用相對要有限得多。秋風的意思是鼓勵我多進行一些企業的研究，多向企業家傳播一些自由競爭的理念。我同意他的觀點。

　　其實，沿著這樣的分析框架，我更加想表達的一個理念是，黃光裕陳曉國美之爭，或許是一堂不可多得的針對中國人的現代公司啟蒙課，既是一種商業方法的啟蒙，也是一種商業價值觀的啟蒙，既是一種商業文明的啟蒙，甚至還是一種民主博弈的啟蒙。

　　在這樣的意義上，作為一個觀察者，一個中國商業發展的在場者，我左手感謝黃光裕，右手感謝陳曉，是他們的商業征戰，讓這個古老的國家里螞蟻一樣洶涌的人群，朝著真正的公司時代邁進了一大步。盡管黃光裕是退步了，但看熱鬧的人們卻可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公司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