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風投教父：大器晚成徐大麟 愿50%時間做慈善

　　徐大麟

　　25年前，徐大麟從IBM的資深工程師轉身為風險投資家，彼時，42歲的徐大麟對創投一無所知。為了轉型成功，他每天圍著公司的五個擁有MBA學位的投資家，為他們端茶倒水，求爺爺告奶奶地學習，終成為一代“華人風險投資教父”。時間過去了整整25年，徐大麟再次走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從投資界跨入公益界，68歲的他仍以與25年前同樣的謙遜姿態，虛心求教于公益圈內的專業人士。

　　在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的會議室里，徐大麟儼然一副紳士派頭——合體的休閑裝，親和的微笑，穩健的語速——全然看不出征戰商界數十載的凜然氣度。在談到自己剛擔任的“贈與亞洲”(Give 2 Asia)理事長的新職位時，這位初涉公益圈的美國漢鼎亞太風險投資公司(H&QAsia Pacific)董事長向《中國慈善家》道出了自己的“慈善經”：“財富的創造和財富的運用，是一體的兩面。到了我這個年紀和階段，做公益應該是順理成章的。至于錢嘛，還是要去賺，賺完了再用出去。”

　　然而，在這位投資“教父”看來，如何把錢用出去并用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做公益，其中的學問很大”。

　　“腦子里想的是怎么賺錢”

　　究竟是先創業再去做公益，還是一進社會就投身公益?徐大麟和二兒子徐牧衡曾為此爭執了很久。徐大麟一度堅持要先創業，待到財富足夠多，才有資格去做公益，“我當時的想法是，他應該像比爾·蓋茨那樣，先賺了錢再去做公益。一毛錢沒賺，怎么做公益?”但徐牧衡并不認可父親這種“簡單思維”。從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后，這個對漢語只會說不會寫的年輕人馬上就飛到中國專職做起了公益，而其現在屢被提及的輝煌成績之一是，幫助中國疾病防治中心向聯合國申請到數千萬美元的艾滋基金。

　　兩代人之所以有著截然不同的邏輯和選擇，究其原因，還是時代背景早已大不相同。

　　1943年，徐大麟出生于正遭受日軍狂轟濫炸的陪都重慶，五年后隨父母遷往臺灣。1961年，由于受四年前年紀輕輕的李政道和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喜訊激勵，他考進了臺灣大學物理系。臺大畢業后又負笈美國，讀完碩士讀博士，用五年苦讀換來了久負盛名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電機工程博士學位。在聯合化學公司工作三年之后，他進入美國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研究室，這一呆就是12年。期間他領銜發明了許多新產品，并榮升為部門資深經理——這是當時華人在IBM所獲得的最高職位。

　　留學美國，就讀理工科，幾乎是1949年之后臺灣年輕人的共同目標和選擇。在拿到博士學位后，這個“幸運兒”群體逐漸開始分化，一部分人留在大學做研究，如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另一部分人則進入著名的科技公司，如徐大麟。即便是比徐大麟晚生18年的李開復，也遵循著近乎一致的軌跡。“我們那代人去美國，背后大概都有一個相同的故事：都是帶著簡單的行李和幾百美金去留學，一番苦讀后畢業，再想盡辦法在美國生存立足。”

　　而當生存已不再是問題，徐大麟開始醞釀一個更高的“美國夢”。親睹過資本在美國高科技行業中發揮的巨大作用后，他放棄了IBM的高薪工作，轉而投身風險投資界。42歲時，他加入美國漢博奎斯特風險投資有限公司，一年之后的1986年，他創辦了自己的漢鼎亞太風險投資公司，專門瞄準以臺灣為代表的東亞、東南亞新興市場。在中國臺灣，漢鼎亞太先后投資了宏基電腦、臺灣新竹科技園區、旺宏電子等高新技術企業，它們均在風險投資的推動下獲得了極大的成長力和生命力，也才有了如今人們所看到的諸多商界傳奇;在中國大陸，漢鼎亞太也戰果輝煌，比如成功投資燕莎商城、星巴克咖啡、中芯國際和玉柴機械等，尤其是當年投資星巴克并將其引入北京，更成為商界矚目之舉。

　　憑借著華人特有的勤勉和聰慧，徐大麟不僅獨步東(南)亞風險投資界，還順利躋身美國上層社會。繼被美國著名的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吸收為會員之后，2006年2月，他又被《財富》雜志評選為全美前25名最佳科技風險投資家的第18名。

　　事實上，2005年以前，徐大麟還沒有跨進公益圈的計劃。盡管美國早在20世紀就已形成豐富的慈善文化，富人做慈善也已成為主流，但作為第一代新移民，徐大麟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生存意識和創業意識，腦子里想的只是“怎么去賺錢”，對慈善的關注相對較少。同時，在科技界做風險投資是一件相當占用時間和精力的事，這也使得他無法分心于慈善。

　　然而，在正式進入慈善圈以前，忙碌之余的徐大麟也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參與了一些公益活動。在美國舊金山市，一批祖籍中國東北的企業家為幫故鄉興建學校而成立了一個慈善組織“欣欣教育基金會”，雖祖籍山東，徐大麟卻一直為該組織捐款并提供支持;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正在中國的徐大麟立即捐資購買了1000頂帳篷送往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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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2011年1月，經過贈與亞洲理事會的提名，并經過全體理事投票，擔任過三年理事的徐大麟正式當選為贈與亞洲理事長。贈與亞洲是一個美國專業慈善機構，眾多大企業、企業家和基金會都捐贈過該機構，以幫助解決亞洲救災及婦女、孤兒教育等問題。作為贈與亞洲的首位華裔理事長，徐大麟明白，自己的當選也意味著今后必須有計劃地為此付出時間，更重要的是，必須熟知慈善的相關專業知識和具體運作。

　　可是，一個原本滿腦子“生意經”的商人怎么突然念起了“慈善經”呢?

　　實際上，真正促使徐大麟向慈善靠攏的事件是2004年的印尼海嘯。海嘯過后，徐大麟參加了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他發現，以比爾·蓋茨為代表的大企業家都在聊慈善。當公益突然成為全球的公共話題后，徐大麟的演講內容也由風投變為公益，“我絞盡腦汁地寫了一篇講演稿，專門談公益的國際化。那一年對我來講是一個轉折點。”

　　這個被徐大麟稱作“革命性的變化”，促使他開始重新思考財富的累積和財富的使用。徐大麟讀博士時的母校里有一個中國學生會，他經常受邀去演講，前幾年，廣受學生關注的話題是創業和賺錢，而近兩三年里，學生的關注點已放在了慈善上。年輕人的興趣轉變也讓徐大麟看到了時代的新潮流，“我從中發現了一個趨勢：大學生觀念改變了。我們當學生時，100%的時間都用于拿學位，以便今后找個金飯碗和供養家庭孩子?，F在的大學生卻會用20%甚至30%的時間參與公益事業。”此后，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引領富豪承諾捐獻，該事件也深深影響了徐大麟的財富觀。

　　當這些偶然因素和時代背景相互交織，再加上長期在亞洲從事投資，徐大麟出任贈與亞洲理事長一職，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剛開始，我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到處吸收和取經。”但任職一年下來，徐大麟坦言自己對慈善仍未做到融會貫通，還處于學習階段，“賺錢不容易，做公益也不容易，需要好好地研究。”

　　過去，徐大麟每到一個城市，所見的都是跟生意有關的人，而現在所見的人中有10%~30%都跟公益有關。2011年，在本職工作之外，徐大麟陸續參觀訪問了不少國內外的慈善機構，國內有步長集團發起的“共鑄中國心基金計劃”、大中電器創始人張大中成立的王佩英慈善基金會和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等，國外的則有阿育王組織(Ashoka)等機構。

　　至于曾引發父子爭執的關于賺錢和慈善孰先孰后的問題，如今徐大麟也認可了兒子徐牧衡的觀點，“以前我認為先賺錢后做公益才是真理，現在明白了這根本是兩回事。其實公益并不要求一味地花自己的錢去做，它包含了很大的學問。會賺錢的人不一定就會做公益。”剛邁入慈善圈的徐大麟甚至愿意虛心接受兒子的批評和指點，比如他最初認為，身為贈與亞洲理事長，自己首先要思考如何募集更多的善款，但徐牧衡卻提醒他應該更注重項目，要先知道做什么，假如做的項目正確，錢自然好籌集。日本“3·11大地震”之后，贈與亞洲提供了570萬美元的救災款，徐大麟自掏腰包親赴日本開展慈善活動，徐牧衡也跟隨父親一同前往，而其身份竟是父親的“顧問”。對于兒子的幫助，徐大麟很是高興，“我從他那里學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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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用50%的時間做慈善”

　　基于其20多年的投資管理背景，以及華裔的特殊身份，在出任贈與亞洲理事長之初，徐大麟即被賦予了厚望。徐大麟也希望利用自己的豐富人脈和投資管理經驗拓展贈與亞洲的業務，幫助更多亞洲國家獲得資源，“我在投資、管理和籌款方面的經驗，絕對可以用在公益上。以前只想著怎么賺錢，現在則是想著怎么用出去，并能產生最大的效果。”

　　對于祖國中國和故鄉山東，徐大麟始終懷有深厚的情結。在美國幾十年，他一直喜歡喝中國的綠茶，而不是西方的咖啡。1990年代，他第一次回大陸投資時就選擇了山東，“那里有我很多的親戚，我會不時去看望他們”。但這并不意味著贈與亞洲對中國就會有更多的偏向，作為理事長，徐大麟希望不偏不倚地為亞洲每一個國家出力。只是最近兩年，因為在中國的投資相對較多，他在中國停留的時間也就更多，所以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幫助中國。

　　在應邀參加百年職校2011年畢業典禮時，出于一種投資人的眼光和邏輯，徐大麟感到，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汽車全面普及的時代，汽車維修需求將越來越大，他進而認為，該?？稍O立一個汽車零部件維修班。隨后，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北汽控股總經理王大總，希望借助北汽控股的專業力量推動并落實。

　　在為贈與亞洲帶來新資源的同時，贈與亞洲的具體工作也讓徐大麟產生了關于慈善的新思考：贈與亞洲理事長每屆任期三年，可以連任一屆，但六年之后，自己的慈善事業又該何以為繼?2011年，徐大麟心中形成了新的慈善構想：一個是在香港成立漢鼎亞太的企業基金會，另一個是像比爾·蓋茨那樣成立個人基金會，散出自己的財富。但談及到底采取何種模式更為有效時，他承認自己還處于學習、探索之中。

　　盡管一只腳已經完全跨進慈善圈，但徐大麟明確表示，自己不會放棄投資事業，“2011年，我參與公益事業的時間大概占到了25%，今后，我希望自己做公益和做商業的時間能各占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