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自由貿易區模式符合海南發展趨勢”

　　“徹夜難眠，苦思良策，由我來承擔責任。”在博鰲亞洲論壇2008年年會上，遲福林對本報記者回憶當年在沒有政策的情況下，身為海南體改委主要負責人的他如何推進改革。

　　“內在體制機制的變革依賴于開放的進度和程度，海南的經濟改革是一個‘倒逼’的過程。”4月底，遲福林又在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長辦公室里，給記者勾勒海南“自由貿易區”的宏大圖景。

　　海南特別關稅區的構想、洋浦經濟開發區的規劃、農墾改革的藍圖、國際旅游島的方案建議……遲福林和他所領導的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都一直參與其中，并積極諫言獻策。

　　所有一切的開始還要回到20多年前。1986年，年輕的遲福林在中央機關辦公室里坐不住了，他堅持到改革的最前沿去。“帶著中央的介紹信來到海南，當時是滿懷信心、躊躇滿志。”遲福林回憶說。1988年，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遲福林走馬上任海南省體改委主要負責人。

　　“去的時候說是鍛煉兩年，兩年不到，我就決定留在海南。”遲福林很早就參與了國家體改委籌建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的工作。1989年，國家體改委所屬的研究和培訓機構先后被撤并后，海南省政府、國家體改委決定開辦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當時形勢很明顯，海南將成為中國改革的先行試點。”

　　現在，成立了近17年的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已經成為瓊島，乃至全國的改革智囊中樞之一。在過去的21年里，喜歡騰挪的遲福林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這里。“為了保持中改院改革研究的客觀性和中立性，我們從不要國家一分錢的財政支持”。

　　最早的“自由貿易區”夢想

    1984年的時候，鄧小平就講，海南島有很多重要的資源，我們要開發海南島。兩年之后，老人家會見外賓時透露，我們準備搞一個更大的經濟特區，這就是海南島經濟特區。

　　遲福林從來沒到過海南，但當時在北京中央機關工作的遲福林很清楚，中央的態度很明確，海南要建成一個省，要辦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

　　《21世紀》：30年前，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慢慢拉開；20年前，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應該說，這個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的發展歷程，映射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跌宕起伏。中央對海南這個經濟特區的定位是怎樣的？

　　遲福林：在1987年底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召開了會議來討論海南辦特區的發展模式。最早的提議是，把海南建成我國第一個社會主義自由貿易區。

　　《21世紀》：最近，在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20周年這一段時間里，關于海南自由貿易區的說法又多了起來。

　　遲福林：當時的想法是，為實現以利用外資為主加速海南的開發建設，把海南推向國際市場，在海南島的周圍設關，把海南從全國統一的關稅區體制中劃出來，建立“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第二關稅區。

　　從1988年8月底海南省第一次黨代會到1989年1月，再到1992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先后兩次正式向中央請求在海南設立特別關稅區，這和今天的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很相似。

　　后來，小平同志1992年視察南方重要談話后，海南方面也把研究海南特別關稅區問題重新提上重要的議事日程。但由于多種因素的變化，加上自身估計的不足，失去一次重要機遇，使這一設想未能成為現實。

　　《21世紀》：曾經提議的擱淺，對今天重提海南的“自由貿易區”發展愿景產生怎樣的影響？

　　遲福林：當時的構想就在全島上下引發熱議，今天的“自由貿易區”構想能夠得到多方面的響應，就說明這個重大的選擇是符合客觀要求和趨勢的。

　　未來考慮海南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有兩個基準點：一個是地理優勢，它是中國靠近東南亞的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它能夠鏈接中國與東南亞、鏈接大陸與臺灣；另一個是它的旅游優勢，現在的海南旅游的國際化提供了旅游投資自由化的空間，它能夠擔當服務業開放的試點。

　　我認為，應當加快制訂和落實國際旅游島建設具體行動規劃：爭取用5年左右的時間，初步建成國際旅游島的制度框架；再用5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國際旅游島。

　　海南如何比深圳還要“特”

　　“那情景長時期在記憶里。”遲福林回憶當年“十萬人才下海南”那一幕，“我也很受感動。”

　　那之前，遲福林把海南島看成一個很遙遠的地方，“我對它了解很少”。

　　那之后，遲福林經常在晚上到?？诘慕诸^，看到很多人在路邊搭個鋪就睡覺。這些熱血青年，對海南的改革開放滿懷憧憬。他們用兩個磚塊、用一個小盆煮煮面條，來打發一個晚飯，但是精神狀態絕不一樣，大家談論的都是海南島的明天，談論的都是一些大事情，有一種激情在激勵著他們。

　　《21世紀》：您是因為怎樣的契機來到海南的？當時的海南求賢若渴，很多熱血青年懷揣“海南夢”到這里來“闖海”。

　　遲福林：我和許士杰和梁湘都認識。(記者注：許士杰，第一任海南省委書記，原廣州市委書記；梁湘，第一任海南省長，原深圳市委書記許士杰、梁湘都是豁達開放型的老干部。1985年我在深圳調研的時候，就接觸到梁湘。兩個老人只想一個事情，就是在那個地區、那個地方如何能最快發展。）[page]

　　1987年10月份的時候，許士杰書記在北京找到我，希望我來海南，我就很痛快地答應了。我是1987年確定和許士杰書記一起來海南島工作。

　　我當時就想，只要組織上工作解決了，我就一定跟你們去。

　　《21世紀》：您剛來海南，讓您從事什么工作呢？那個時候，海南就象征著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到這里工作，就意味著到開放的“前線”來了。海南島怎么“特”，比深圳還要“特”？

　　遲福林：還沒在海南島落腳之前，他們就給我提了一個問題要我幫他們思索。

　　當時我還在中央機關做改革研究。他們就讓我主持體制改革辦公室和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也是要來研究“特”這件事情。我就帶著中央的介紹信跑到海南，滿懷信心、躊躇滿志。

　　《21世紀》：很多有為的年輕人，也是在那個時候“滿懷信心、躊躇滿志”來的。海南為什么能夠吸引那么多人呢？

　　遲福林：一建省，我們先是打破了原來干部制度的框架，不拘一格、千方百計的吸引人才成為海南當時改革的第一位。

　　那個時候，人們都講檔案。你去哪里都要帶著檔案，單位要是不放你，就不讓你取走檔案。但是我們不講。不管你有沒有檔案，來我們這邊都歡迎。因此，很多專業技術人才，那個時候紛紛來到海南，在海南當地建立檔案，沒有戶口限制，沒有檔案限制。

　　第一次黨代會就提出市場經濟

    “那會兒海南省體制改革辦公室主要負責人遲福林給我一紙批示，說國家允許股份制改造，于是，海南航空就走上了資本市場兼股份制改造的道路。”海航董事長陳峰回憶說。

　　遲福林告訴記者，1992年，航空業不允許搞股份制，更不允許搞國外合資，他為此徹夜難眠，苦思良策。“最后由我來擔責任，連夜在那份沒有經過任何會議討論的文件上簽了字。”

　　《21世紀》：區域的開放摸索，跟中央對地方的授權有關。海南在建省辦經濟特區之后，國家并沒有因為“海南汽車事件”收縮對海南的政策支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海南的政策“利好”還有哪些？

　　遲福林：1988年4月到5月，中央國務院給海南兩個文件，一個24號文件，一個26號文件，這兩個文件當時盡管沒有實現所謂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但是文件當中應該說已經在某些方面體現了一個“特”字，比如說海南島不規定以哪種所有制為主，1988年就可以宣布以多種所有制為主體，平等競爭、競相發展。

　　年的文件就規定海南島可以搞股份制，當然還有一些開放的政策。不過，也有遺憾。我覺得由于各方面的認識不一樣，最可惜的是沒有把當時構想的社會主義自由貿易區的戰略構想付諸實踐。

　　《21世紀》：中央提供了改革的空間，而海南是如何利用和突破這個空間的界限。這個過程中，海南是怎么做的？

　　遲福林：海南省第一次黨代會上就提出市場經濟。

　　實際上，那個時候，市場經濟還有一個很大的爭論，盡管中共十三大提出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大思路，但市場經濟并沒有得到承認?？墒呛Ｄ蠉u黨代會報告就明確提出來了?，F在回想起來應該說當時還是比較大膽的。

　　還有更大膽的——1988年，所有在海南注冊的企業都有進出口權，這個和國家的外貿政策有相當大的矛盾。但是這樣一個政策一公布吸引了相當多的企業來海南注冊、登記。

　　《21世紀》：您連續提了兩個“大膽”。這些在經濟領域的改革直接體現了海南最早的改革踐行者的勇氣和智慧。那么，海南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什么樣的探索？

　　遲福林：很早的時候，海南在政治體制、行政體制做出了比較明確的思路。在1988年的黨代會報告提出幾個想法，比如說海南辦特區，想以黨政分開為突破口推進整個政治體制改革。

　　在這樣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下，我們提出了“小政府、大社會”。我們提出了社會組織的發展，并且明確提出了社會組織發展的基本方針。到今天我想大家可能對它都還有不同的看法。

　　就在這樣的思路指導下，當時一些事業機構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但是，也引發了一些爭議。

　　“小政府、大社會”的海南模式

    遲福林印象最深的改革是海南“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在他眼里，海南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

　　而對于許士杰和梁湘這些海島上的改革者，遲認為他們最大的特征就是“無所謂”。

　　這些六十多歲才來到海南的老人，心里很清楚，中央讓他們來干什么，就是給特區打個基礎。他們頭腦里已經沒有做官、保官、升官的念頭，就是按照小平的意圖來海南為建特區打個好的基礎。

　　《21世紀》：不論您是在海南體改委主要負責人的“官職”上，還是您在中改院為改革出謀劃策的“學位”上，您回憶起來，印象最深的改革舉措是什么？

　　遲福林：是“小政府、大社會”。海南島的小政府是對著大市場、大社會的。我覺的，只有一個確定的領域來限定政府的職能，而這種限定又能讓它在市場和社會面前，是精干的、有效的、公正的。這個時候，社會組織也能積極的參與進來。

　　所以，海南島“小政府、大社會”的這樣一套模式是中國行政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當中需要總結和借鑒的。

　　《21世紀》：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了30年，海南的改革走了20年，而在未來的20年、30年，區域和全國的改革還要繼續走下去。您親身經歷并積極的參與了這場聲勢浩大、意義深遠的行動。您從海南改革的經歷，如何看中國的改革？

　　遲福林：海南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這個縮影中最重要的就在于什么時候你改革開放的力度大，這個地方的經濟社會活力就強，發展速度就快。反之，如果你丟掉了改革開放，這個地方肯定陷入發展的困境之中。

　　從一個島嶼經濟發展的歷程上來看，的確是一個開放背景下內部改革的過程。這是一個倒逼的形式。如果沒有一個開放來倒逼，就很難在內部產生很大的推動力。海南作為一個島嶼，內在的體制機制的變革依賴于開放的進程和程度。

　　要實行大開放的戰略，用這種大開放來服務于大改革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