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一場阿甘似的賽跑,只有起點,沒有終點—這就是奧運會。
但狂歡之余,面臨的后奧運經濟難題也許是無法想象的。
“在籌辦奧運會時,不要想‘震驚世界’。想舉辦一屆過程快樂、轟動世界的奧運會,結束之后必然收獲痛苦。要著眼于舉辦一屆促進城市發展、滿足市民需要的奧運會,扎扎實實的工作,過程也許痛苦,但結果肯定會‘震驚世界’。”
這是幾年前,巴塞羅那原奧組委秘書長對北京的忠告。
如今,類似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那樣的金融災難已實屬少見,但也罕有奧運主辦城市通過主辦奧運會本身便可盈利的先例。而奧運之后投資大幅下降、經濟出現下滑的現象卻被迅速擴大,甚至誕生了一個專門的名詞—“奧運低谷效應”。
2008年,北京。
在奧運經濟狂潮的帶動下,這里的經濟正快速增長,發展日新月異。而自7年前成功申辦奧運之后,中國經濟以年均超過9%的GDP增速一路高歌猛進,2007年這一增速更是達到了11.4%。
與此同時,來自外部環境的負面因素不斷:次貸危機爆發,美元貶值加劇的全球流動性過剩,不僅加大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更導致了以美元計價的許多大宗國際商品價格不斷攀升,尤其是油價與糧價上漲帶來的巨大輸入型通脹壓力。
時下,除卻旅游、酒店等即將迎來短期刺激的相關行業,奧運經濟的顯性向上拉動作用已近乎至頂。面對持續增長的投資、節節攀升的房價,很多人都有同樣的疑惑:奧運之后,中國經濟是否還能順利地實現“軟著陸”?
奧運低谷效應
“那是2008年8月25日,北京奧運結束后一天。上海證券綜合指數以2657點收市,和2007年之初的水平一樣。奧運熱潮在消退,投資者抽身的速度和他們扎進來的速度一樣快,而且市場在瓦解。”這是2007年8月美國《商業周刊》描繪的一些預言者眼中的“末日景象”。文章隨后指出,在經濟學家看來,“后奧運”的破產幾率不大。
即便如此,針對“后奧運”時代中國經濟的“唱衰論”一直不絕于耳。長期以來,奧運會結束將和經濟周期的低潮期同時到來的觀點頻繁被討論。
作為世界上“最龐大、最復雜、最困難”的體育賽事,在1980年代之前,主辦奧運會不啻意味著虧損、負擔和長期的債務。
1976年,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奧運會造成了高達10億美元以上的巨額虧損,被稱之為“一場曠日持久的蒙特利爾納稅人的噩夢。”15天的奧運狂歡之后,蒙特利爾公民不得不承擔一個新的稅種—奧運特別稅,而且一交就是30年,直到2006年11月才還完欠下的債務。
“幸??偸窍嗨?,不幸則各有不同”。
此后,在奧林匹克運動史上,這句名言又一次得到了印證。在“蒙特利爾陷阱”之后,奧運主辦城市又遭遇了所謂的“奧運低谷效應”,而且鮮有逃脫。
長野冬奧會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1998年,面對長期的經濟停滯,日本將冬奧會視為一個經濟復蘇的機會,但最終這個愿望沒有達成,反而經歷了一場被稱為“后奧運綜合癥”的經濟減速。當時,日本政府花費了190億美元來建造高速火車和滑雪跑道等設施,奧運會后,對場館設施的高額維護費導致了長野經濟的大衰退。1999年,當地制造業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業宣布破產,經濟下降速度也創造了二戰以來地方經濟衰退的最高紀錄。
2004年,在“讓百年奧運回家”的口號伴隨下,雅典舉辦了一屆有史以來最昂貴、對安全性要求最苛刻的奧運會。由于安全費用大幅上升,組委會為了按期完成場館施工任務,被迫在最后兩年“瘋狂提速”,致使實際支出大幅增加。雖然希臘政府投入到奧運會的預算不斷攀升,但仍無法填補日益失控的開支。
一般認為,奧運經濟有一個完整的周期,從成功申辦、正式舉辦到奧運會后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效應的延伸,影響長達10年到12年。而學術界又將其分為前奧運階段(長達7年左右的奧運籌備期)、奧運階段(奧運會舉辦當年)和后奧運階段(奧運會后大約3年到5年的時間)。
在前奧運階段,由于奧運場館和其他基礎建設投資大幅增長,經濟發展強勁,尤其在前兩年內,通常奧運主辦城市都會出現經濟過熱現象。在奧運階段,由于人流大量涌入,帶動了強勁的消費需求。但在后奧運階段,奧運主辦城市的經濟卻常常出現衰退,進而步入長時間的低谷期。
事實上,也極少有奧運主辦城市能避免“奧運低谷效應”,即使是悉尼,一個主辦了被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稱贊為“歷史上最成功的奧運會”的城市。
從周期上看,作為全球矚目的體育盛會,在短短的16天里,需要滿足人數眾多的運動員、境外媒體記者以及幾十萬境外游客的需求,需要修建大量體育設施和城市基礎設施,以滿足短期的奧運會超常需求。但隨著奧運會結束,需求急劇衰退,往往使得舉辦城市處于兩難境地—如果大規模興建城市基礎設施和體育場館,奧運會后設施的閑置幾乎不可避免;如果只顧及奧運會后常態需求,不建或少建設施,又會在舉辦奧運會時捉襟見肘,有損舉辦城市形象。
不同的主辦城市,由于體育場館數量、功能、城市人口規模、城市發展階段不同,在體育場館方面的投入也有很大不同。2008年奧運會,北京新建、改擴建和臨時性比賽場館31個,訓練場100多個。相比洛杉磯、漢城、巴塞羅那、亞特蘭大等奧運會主辦城市,北京新建的場館數量多,投資大,賽后運營費用也極其高昂。
另一方面,在籌備奧運會階段,由于主辦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集中,大量基礎設施、場館建設投資和城市環境建設投資直接拉動了城市經濟的快速增長。奧運會結束后,如果不能繼續合理引導這些投資,很可能造成經濟增長放慢,甚至停滯。
事實上,自1984年以來歷屆奧運會后,各主辦地幾乎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低谷效應”。一些行業在奧運會籌備期間得到快速發展,奧運會后卻因為需求迅速下降,導致市場突然縮小,建筑業、建材業、體育產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環保產業、科技產業、文化產業等無一例外。這些行業一旦不加以調控,或多或少都會遇到“奧運低谷”的困擾,而這種“低谷”的主要表現就是—經濟增長率、就業率下降、勞動力供給遠遠大于需求。
如今,為提升城市基礎設施水平,北京在奧運會籌備期內,與奧運會有關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已達1800億元。隨著籌備工作結束,這方面的投資也接近尾聲,如果不能未雨綢繆,極不利于經濟的平穩發展。因此,奧運會結束后,如何合理引導投資,推動經濟持速發展,儼然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page]
場館運營很關鍵
盡管沒有完全擺脫“奧運低谷效應”的影響,但漢城仍被公認為惟一的在后奧運階段未出現經濟衰退的奧運主辦城市。
1980年,韓國申辦奧運會時,人均GNP為3000美元,對舉辦奧運會,各界也存在較大的分歧。面對復雜的政治環境和不景氣的經濟狀況,韓國將帶動“經濟起飛”作為漢城奧運會的主要目標之一,并圓滿完成了這一目標。
1981年至1988年,漢城的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達到12.4%,1985年至1990年,僅奧運工程就直接帶來了33.6萬個就業崗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從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以至于經濟學家在分析韓國經濟起飛時,都把奧運會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作為一個重要原因,稱之為“奧林匹克生產效應”。
韓國的“奧運奇跡”歸功于所處的歷史時期。奧運舉辦前后,正是韓國全面工業化的高速發展時期。奧運會后,這一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并沒有發生變化。而早在制訂奧運規劃時,韓國就充分考慮了場館等設施的賽后利用,絕大多數體育場館都是將已有的設施進行了改造和翻新。由此也有人認為,“奧運低谷效應”并非定理—奧運會后各主辦城市經濟的波動,與城市產業結構特點、各國經濟發展階段及全球經濟形勢等因素密切相關。但它們同樣有規律可循—即奧運投資規模越大與不舉辦奧運會時的投資規模對比越大,“奧運低谷效應”產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奧運投資中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越大,賽后閑置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重要的是,奧運會運作的市場化程度越高,“奧運低谷效應”則越不明顯。洛杉磯、鹽湖城和亞特蘭大,在奧運會的申辦、籌辦和舉辦過程中主要靠運營商來操作,奧運會場館的經營則以項目管理方式為主,進行可行性分析,在賽前就已經基本確定了奧運會場館賽后的用途。
對北京而言,雖然倡導“節儉辦奧運”,對“鳥巢”主體育場、“水立方”游泳中心、五棵松文化體育中心等場館建設進行了“瘦身”,但根據北京大學首都經濟研究室的報告,此前包括九運會、亞運會和大運會新建體育場的調查顯示,基本是一直存在虧損,收入無法與日常維修和維護持平,而高昂的收費又是一般老百姓所無法接受的。
2007年5月25日,離奧運會開幕還有一年之久的日子。北京國際飯店宴會廳里,“后奧運經濟中場館如何運營”的論壇進行著,巴塞羅那、悉尼場館的運營高手以及全球體育娛樂產業的重要操盤手闡述著他們的觀點。
“我們在那16天之后會怎樣呢?”閑聊中,來自各大場館運營單位的工作人員不只一次地發問。
“2009年的北京,一個吹著微風的夏夜,剛剛欣賞完俄羅斯歌手Vitas演唱會的觀眾們,從‘鳥巢’四面八方若干個門組中陸續走出來。
Bob和他的朋友們并沒有隨著人流走出,看到天色已晚,‘今晚就住在鳥巢吧’,朋友的提議得到認可,他們走進了‘鳥巢’北側地下的酒店。不僅是Bob和他的朋友們,這個夜晚,還有很多人,吃、住、玩、樂在這個曾經舉辦過奧運會的地方—國家體育場‘鳥巢’。”
2009年這個夏夜的模擬場景,正是現在許海洋和他的同事們每天忙碌工作所要實現的—把模擬變為真實。
許海洋是國家體育場有限公司運營部的職工。
國家體育場有限公司是由中信集團、北京城建集團、美國金州及國安岳強有限公司組成的聯合體與北京市國資公司共同組建的“多資本公司”,獲得了2008年奧運會后30年的國家體育場經營權。
對于許海洋來說,一個最大的現實是,普通商業設施的每一寸土地幾乎都要直接創造價值,而奧運場館的運營不得不考慮到其原有的體育功能,且這部分占很大比例的功能并不能直接創造價值。
正是基于這一特點,國家體育場有限公司將工作分為兩大部分,一方面是不直接創造價值的體育平臺,做好這個平臺的文章,吸引了人流量就會有商業實現的基礎。另一方面是在人流量基礎上的商業運營。“只有利用好體育平臺創造人流量,商業才能盈利。”
現在,“鳥巢”規劃的運營思路是,以大型文化和體育賽事為主,以人流量為基礎,通過經營體育場內的商業設施、廣告、場地出租以及冠名權來實現基本贏利。
按照運營規劃,“鳥巢”內的商業面積將達到9萬平方米,占“鳥巢”總建筑面積的近35%,其中包括酒店、餐飲、超市、俱樂部以及精品賣場。因此,擺在面前的現實是,要依靠文化、體育賽事等活動來吸引人流量。
但事實上,即使是文化活動的舉辦,對于“鳥巢”依靠的經營來說也并不輕松。位于北京天安門的國家大劇院等都是“鳥巢”的有力競爭對手。
“按照成功運營場館的美國模式,基本上場館的業主也是場館內容的‘填充者’,擁有演出公司、經紀公司、球隊等場館需要的內容,這樣的公司基本是將產業鏈納入一體的。”北京奧運經濟高級顧問黃為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說,奧運會結束才是一屆奧運會真正的起點。”
“但目前,北京能夠將文化體育產業鏈融為一體的公司幾乎是沒有的,從產業政策支持以及市場環境的培育方面看,也是剛剛起步。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要走美國的模式并非朝夕之事。體育產業和場館運營是‘水’與‘船’的關系,只有體育產業發展成熟,才能避免奧運會后場館空置現象。”一位長期致力于文化體育內容投資的公司負責人直言。
奧運之后,中國經濟如何?
“這是中國第一次舉辦奧運會,后奧運經濟問題也是以前都沒有碰到過的,但是我們已經在為此尋找解決之道。”北京市發改委高級顧問宋晨翔表示。
他的自信源于北京市政府對后奧運經濟問題的重視。
從2002年到2006年四年間,北京市經濟年均增速為12.1%,比1997年到2001年平均增速提高1.3個百分點。2006年,北京市國民生產總值達到7720億元,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GDP達到6210美元,提前兩年實現了到2008年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的目標。
關于降低后奧運風險,北京市委書記劉淇也給出了明確答案。
在北京市第十次黨代會報告中,他透露了北京應對“后奧運效應”的工作思路—“合理引導投資,繼續推動重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發揮投資和消費對首都經濟的拉動作用,確保奧運會后首都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后奧運效應’的成因主要有:奧運前的投資劇增,奧運年里觀者如云,消費收入激增,奧運后大量的體育設施需支付龐大的維護成本。”中國銀行副行長朱民分析,作為北京奧運的贊助商之一,中國銀行還考察了60年來的12屆奧運會的情況,其中的發現頗有意味。
在這12屆奧運會中,有8屆奧運籌備期8年經濟增長速度超過奧運籌備前8年,GDP增幅為0.3%—2.5%左右;有9次奧運舉辦后8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低于奧運籌辦和舉辦年的增速,其幅度在0.4%—2.5%左右。
但深入分析則發現,在奧運籌備期間經濟增長超過之前的均為小國,大國例外。美國1996年、蘇聯1980年、德國1972年都沒有發生這樣的現象。在奧運以后,整個經濟下滑的案例里,也都以小國居多。
“由此可見,奧運期間的經濟增長幅度和一個國家的規模有關,大國不在此列。因為大國的經濟規模很大,奧運會對經濟的推動和促進作用相對有限,奧運會后的拖累效應也不顯著。”朱民認為。
面對眾說紛紜的“后奧運經濟風險”,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也表示樂觀,認為中國不會出現“奧運后的滑坡”。這是因為在奧運會結束后,雖然特殊的、超常規的需求會消失,但后續需求會跟上,奧運會后中國不愁沒有新的投資熱點。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開發商和地產業界。高盛高華證券公司發布的報告中聲稱:“行業調控降低了未來政策變動的可能性,中國房地產政策的不確定性因素消退。由于增加居民可負擔住宅的供應是中國政府的一個主要政策目標,房地產商在2008年—2010年將實現高速增長并取得更高的利潤率。預計政府將按照“十一五計劃”控制土地供應,這將支持2008年—2010年房價更迅速上揚。”
“中國股市和樓市在奧運前進行的接近一年調整,減少了奧運后出現經濟衰退的理由,北京奧運后的十年、二十年,中國對基礎設施及城市住房的需求依然巨大。”對此,經濟學家樊綱也表示充分認同。
而在北京奧組委顧問、北京奧運經濟研究會會長魏紀中看來,一些“綁架奧運會”的現象,如房市、股市、物價都拿奧運會來說事,儼然會產生一些非理性的投機性預期。這些說法雖然沒有太多根據,一旦形成氣候卻會造成奧運會期間的某些波動。
由此,面對奧運后中國經濟是否會出現下滑與衰退的問題,首先可以明確的是,從北京奧運經濟規模來看,還遠遠不能左右中國經濟走向。
眾多相關研究表明,奧運主辦城市在本國經濟中的地位是決定“后奧運效應”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奧運會后出現經濟下滑的國家中,舉辦城市的GDP占比一般要達到全國總量的10%以上,而北京GDP全國占比還不足4%。
其次,中國政府業已采取的經濟降溫與防止通脹的堅定舉措,將有效避免整體經濟出現大起大落。據官方統計結果,目前CPI上漲動力已呈減弱態勢。再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發展史,當前的通脹程度仍然屬于安全可控的范圍內。誠然,面對尚難預測的外部因素,如何把握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與抑制通脹、穩定通脹預期之間的平衡點,也將是當前甚至未來數年中國政府面臨的嚴峻挑戰。
再次,中國尚未完成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蘊涵著遠未窮盡的內在需求,將為中國經濟注入快速發展的長期動力,并可有效消減外部經濟衰退影響,這也是后奧運經濟可以樂觀看好的根本原因。
“經濟學是這樣一種藝術,它在未經證實的假設和預定的結論間描畫曲線。”經濟學家彼德?肯迪尼在其名著《計量經濟學導論》中這樣調侃。
同樣坦率的還有凱恩斯,這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公開宣稱:“我寧肯含含糊糊地對,也不愿嚴謹無誤地錯。”的確,經濟牽涉到太多的變量,約束條件拿捏稍有失誤,便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因此,用歷史經驗來比照北京,很可能并不準確。畢竟,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辦奧運會的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中期,經濟發展勢頭強勁。而作為首都,北京也會得到全國的鼎力支持,類似加拿大聯邦政府不肯為蒙特利爾市承擔1460萬美元的資金缺口,致使蒙特利爾幾乎喪失2005游泳世錦賽主辦權的情況,不可能在中國出現。
事實上,在“節儉辦奧運”的號召下,中國已采取了一系列舉措,比如:將部分奧運體育場館分布在高校;將部分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特別是與奧運無關又不急于上馬的項目延至奧運后建設,利用政府直接投資等手段改變投資過分集中在城市中心區的狀況;進行資產支持證券化等金融工具創新等,都減輕了奧運之后經濟波動的風險。
而如果從更加深入、長遠、智慧的眼光出發,秉持“綠色”、“科技”、“人文”三大理念的北京奧運,還將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植入諸多隱性的轉型積極因素。
“奧運會對主辦城市和國家的長久影響,是奧運會創造的最大財富。”國際奧委會市場委員會主席海博格表示。
可以預見的是,奧運會將使北京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級城市,也為中國贏得更多關注,這些遺產不會是短期的,它將持續十年甚至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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