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的“富二代”不贊同父輩的經營理念;95%的子女不愿意接班。
如果“接班”是一次旅行,那么給旅行者指引方向的燈塔就是家族的共同夢想。
“誰讓他是我兒子?從他生下來,我就考慮了讓他接班!”福建匹克集團董事長許景南認為子承父業天經地義。沒有萬一的話,“老子”一定會將家產留給兒子,這幾乎是所有民營家族企業可以達成的共識。所以,“富二代”從一出生就被打上了“繼承”的烙印。
但第一代創業者卻遭遇尷尬:一份《民企二代生存現狀調研報告》顯示,72%的“富二代”認為現在和父輩時代的成功模式有很大不同,49%的“富二代”不贊同父輩的經營理念。更為夸張的是一位退休政府高官所稱,“中國90%的家族企業創始人希望子女接班,但95%的子女卻不愿意接班。”
根據其他機構的調查和我們的采訪,“富二代”在接班問題上最不接受的是難以擺脫父輩的影子,他們的抵觸情緒普遍存在。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甚至從小就生活在這種陰影之下,包括許景南的兒子許志華也對從小受到的挫折教育“耿耿于懷”。這一問題當然也被他們的父輩所認識,但是他們一方面安排甚至強迫后代接班,另一方面又在何時徹底放權上猶豫不決,處處設置障礙。除此之外,完全束手無策。這是一個相當值得關注的問題。因為民營經濟在整個中國GDP總量中占有大部分比例。這些企業的發展和財富的運用方式對整個社會影響深遠。
事實上,西方對于家族企業的豐富研究已經驗證了,中國目前發生的一幕不過是他們數十年甚至近百年前走過的道路。究其原因是創業者有沒有對企業和家族的夢想,以及如何讓繼承者共同擁有這一夢想。原IBM董事長小湯姆·沃森在自傳《父親、兒子以及公司》中開誠布公地表示,他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不過是為了證明他自己確實完成了對于父親的承諾。小沃森十分確定地承認,他和父親對IBM有著共同的理想。
如果說接班是一次旅行,那么給旅行者指引方向的燈塔就是家族的共同夢想。
并非想像中的富二代
“炫富”、“飆車案”、“校園選妃”,這些事件很容易和“富二代”聯系在一起。難道,這些“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富二代”真的都是這種狀態么?
人們對“富二代”的擔心和憂慮是有道理的。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創造的財富是驚人的。根據數據顯示,目前民營經濟占中國GDP總量的66%。其中中小企業4200多萬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8%。所以,“富二代”這個龐大的體量是不容忽視的,而他們承載的財富分量更不容忽視。按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335353億元計算,“富二代”接班后每年至少要保證創造20萬億元的財富。
也正因為如此,盡管生活優裕,但“富二代”也確實在承受著人們難以想像的壓力,而壓力來源就是他們的父輩以及整個家族。玖龍紙業董事長張茵就曾對記者提出“是否對后代嚴加管教”的問題回答說:“每個企業家一定都會對他(她)的‘富二代’精心培養,因為第一代的創業是非常艱苦的,他們都希望第二代能成才。對‘富二代’的教育,絕對要從小開始抓。”
“那些只是個別現象,根本不是我們真實的狀態。實際上,我們從小就見證了父母是如何把一個小作坊慢慢做起來的。在讀書的時候,我們就察覺到傳承父業的壓力。”陳豪是浙江嘉興的“富二代”,他的父親是當地的超級富豪,涉足制造業、房地產等多個商業領域。
陳豪的另一個身份是“接力中國青年精英協會”(以下簡稱“接力中國”)的發起人之一,“接力中國”聚集了長三角、珠三角和福建等地上百位處于接班前后的企業二代掌門人。這個群體里,有90%的人已經在家族企業被安排了職位,他們多數被安排在管理層,也有一部分是企業的基層員工。
“其實,金錢與權力的轉移過程,本身是企業及家庭最脆弱的時期,如果處理不當,將危及企業和家庭的進一步發展,更甚者會使二者同時衰弱和解體。“富二代”接班如果做得好,別人會說是他父親給他創造的條件好;如果做不好,別人會說他是敗家子。”家業長青學院常務副院長程良越表示。
去年底,《揚子晚報》報道了江蘇吳江一位化名吳強的“富三代”因拒承家業,揮刀自斷四個手指。至此,也將民營家族企業傳承接班的矛盾暴露無疑。
“不愿接班,并不是怕承擔責任,更不是怕經營不好背上‘敗家子’的罵名。重要的是我們和父輩們的經營理念的差異。”陳豪表示。
“民營企業家不僅把交接班看做關乎企業存亡的事情,他們也認為這是關乎國家經濟興衰之大事。”接力中國執行秘書長黃艷表示,巨量的財富不是所有的一代企業家可以安心交給后代的。
接班N種計劃
“生活是個壓抑、成長的過程。當知道自己肩負著一種使命的時候,你會對自己提出要求。”這是三一重工未來的繼承者梁在中提出的個人主張,如今他已經從一個普通工人做到了三一重工的財務總監,在他看來,那段經歷是躲不掉的。
作為三一重工董事長之一的梁穩根不敢慢待將這個中國最大的重工制造企業隨便交班,梁在中出國留學回來后,梁穩根馬上安排他在工廠上班,并從基層做起。“誰都不會想到,這位列席在中國富豪榜的人物,還帶著自己的兒子和數千名工人沿襲集體睡工棚的傳統。”黃艷表示。
如何讓自己的財富和企業順利交班下去已經是令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十分頭痛的問題。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要讓后代心甘情愿地接受。而創業者的后輩拒絕接受父輩的意愿,這是全球家族企業面臨的共同問題。
1993年,美國一項針對家族企業所有者(這些所有者在20世紀80年代賣掉了他們的企業)的400名孩子的調查顯示,他們中四分之一的人曾經努力想要買回被父輩賣掉的企業。盡管這些孩子們可能在開始的時候支持這樁交易,但研究顯示,他們在后來都對此感到深深的遺憾。但事實是,這樣的故事在中國也在上演著。
“我是不會接手家族企業的,更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周睿敏一邊開著保時捷上班,一邊拿著每月4000多元的薪酬,在他看來,在普華永道打工也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情。周睿敏所說的家族企業是他父母一手創辦的會計事務所,目前該會計事務所的規模已經做到國內前四位。“國內的會計事務所和國外的相比有很大差異,父母是不會輕易放權讓自己打理的,與其回到家族企業,不如去做一些能夠實現自我價值的有意義的事情。”周睿敏認為,接班意味著是對自我價值的束縛,而這個束縛并不是自己能承受的。
“我最近在忙三亞的商業地產項目。”蘭會所的創始人汪小菲要把自己的蘭會所發展到三亞。不僅如此,他還要在那邊建一個大體量的商業地產項目。汪小菲很不愿意把自己經營的生意和他母親——俏江南董事長張蘭聯系在一起。
為了讓“富二代”心甘情愿接受,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也自己思考和創造了很多種方式。“帶三年、幫三年、看三年”是方太集團創始人茅理翔所稱的成功接班法則,盡管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鼓勵家族企業的交接班要“大膽交、堅決交、徹底交”,但是從他的“三三三”法則,我們仍然看到這位老人對交接班的謹慎和對“富二代”接班的不放心。
尋找“精神”傳承
在不斷地對后輩實施挫折教育、嚴格要求之后,也有部分企業家對接班有了更深的思考。張蘭表示:“接班不一定只是交接財富或者企業,也可以是另一種繼承。”
著名的家族治療理論者米諾金(Minuchin)曾如此談到他在家族企業中的經歷:所有家庭都會遇到的自治話題遲遲得不到解決。這些家庭中的孩子們一直在為這樣一個問題掙扎:“我是我自己還是我父母的兒子或女兒?”學會去區分、去理解他們和父母在心理上的差異通常是問題的中心。
目前的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多為上個世紀50年代或者60年代出生的人,普遍有著傳統的“皇權”和“父權”傳統。家長制的后果往往是家和企業不分。而且最為要命的是,盡管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具備豐富的閱歷和磨練出來的意志,但中國的高速發展濃縮了西方上百年的工業化進程。在高度現代化的社會面前,第一代創業者的企業經營理念非常難以得到后輩的認同。
在90年代,中國民營經濟占GDP總量不到20%。“他們出身草莽、性情漂移、堅韌而勇于博??;他們處理任何商業問題都能用最簡潔的辦法直指核心;他們的不畏天命使得他們百無禁忌地去沖破一切規則和準繩。”這是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筆下的民營企業家精神。
“富一代”大部分都不是科班出身,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管理教育。汪海賣鞋搞促銷、倪潤峰大打價格戰、牟其中罐頭換飛機、張瑞敏砸冰箱……這些都是民營企業當時經營初期的真實寫照,“富一代”正是這樣摸爬滾打積累了經營企業的經驗。
“現在,如果你沒有資本,也沒有知識,慢慢從底層往上爬是很難的。人總要有自己的優勢,現在與之前年代相比,接受高等教育比財富的積累更為重要。”中威控股集團銷售公司經理陳政是一位典型的“富二代”接班人,他談了現在所處的環境對自己的壓力。
“接力中國”的調查顯示,“富二代”中有17%的人擁有研究生學歷,78%的人擁有本科學歷,52%的人擁有海外留學經驗。這些數據讓我們看到了“富二代”都擁有較高的學歷層次,而他們的父輩們很多都只是小學畢業。
兩代人生活環境不同導致的性格差異、所處商業環境的差異、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必然造成他們經營理念的差異。它所造成的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是后輩根本很難認同父輩對企業的夢想和理念。沒有共同夢想,一個家族企業乃至整個家族又如何傳承?
對于上文中提到的美國1993年針對家族企業的調查,《華爾街日報》這樣評論到:“那是他們的遺物,而不僅僅是一堆資產。這些年輕人曾經努力為家族的事業構建夢想,但是已經太晚了。也許這些家族從來沒有培養出一個共同夢想,因此他們更加愿意放棄家族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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