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VC受批評質疑 規范市場急需政策引導

2010-07-06 13:35:21      趙策

  眼下,私募股權投資和風險投資(PE/VC)正在成為眾矢之的。遠離初創期企業,進入競爭性行業,抬高項目估值,非常手段拼搶項目,面對這個熱鬧非凡的行業,批評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多。

  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郭戎認為,現在一些地方不加區別地盲目崇拜PE,而原本真正應該鼓勵的早期投資卻被忽略,應該發揮稅收政策的調節作用將PE/VC導向長期投資領域。

  Pre-IPO項目搶破頭

  受政策鼓勵,目前PE/VC正以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創業投資、風險投資、股權投資和產業投資基金等各種名目活躍在國內市場上。

  郭戎表示,我國鼓勵發展PE/VC是希望培育和壯大一批科技型、創新型企業,但是目前的市場現狀已經背離了這一初衷。

  東方富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陳瑋分析,在創業板首批上市的28家企業中,有23家企業得到PE/VC投資,但投資的時間主要集中在2007年以后,其中只有1家企業的投資為1999年,絕大多數企業的投資出現在2005-2008年,有7家企業的投資為2009年。投資不到一年企業就實現了上市,“這些投資大多屬于預期上市(Pre-IPO)型投資”。

  事實上,早期項目沒人投,Pre-IPO項目搶破頭在國內PE/VC領域一直存在。但是在創業板造富效應的刺激下,這種情況開始加劇。

  業內人士表示,國資、券商、民企、外資等各路資本各展其能,不少投資機構在企業遞交申報材料前半年或一個月后就與企業達成投資協議,還有一些投資機構甚至采取非常手段拼搶項目。

  一位創投人士表示,PE/VC幾乎變成了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和專業性的搶錢行為,原本談好的項目,一些投資機構直接就以高出幾倍的價格“橫刀奪愛”。

  實際上,以投資成熟期項目為主的PE原本名聲就不好,甚至被華爾街稱為“門口的野蠻人”。“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一些發達國家正在研究如何限制和規范這些資本巨鱷,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不加區別地盲目鼓勵PE/VC發展,于是一些國際金融巨頭紛紛借道PE進入中國市場,其中不排除一些進入了過度競爭領域甚至房地產市場。”在郭戎看來,這種對PE/VC的盲目信任和盲目支持會給整個行業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由政府出面鼓勵PE的發展。在發達國家,PE原本是自生自滅的一個行業,它既然叫私募股權投資就不應該由政府出面鼓勵,否則就有了政府的公信力,問題假如某些基金投資失敗,是不是也要由政府埋單?”郭戎說。

  也有業內人士表示,國內尚缺乏真正支撐PE/VC發展的長期投資人,以機會驅動型為主,以短期投資為主,缺乏明確、堅定、長久的投資理念,造成了目前市場的浮躁情緒,而一旦這種浮躁情緒借由企業上市進入資本市場,不僅對二級市場的投資者不公平,對新生的創業板也將是一個打擊。

  亟待規范發展

  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表示,現在是需要規范PE/VC發展的時候了。

  “當前PE/VC市場的概念很混亂,我們應該重新回到原點,強調鼓勵風險投資的發展,這是因為新技術在研發階段需要新的投資方式與之配合,這是風險投資誕生的時代背景,也是目前我國急需的部分。”郭戎認為,應該對PE進行規范,適度限制其發展,真正值得并且需要鼓勵的是做早期的風險投資,“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做了什么”。

  國家發改委和中國證監會的相關人士日前在2010陸家嘴(600663,股吧)論壇上公開表示,需要對PE/VC的發展加強規范和監管。

  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司長徐林表示,監管層已經注意到了這種全民PE熱的現象,并在思考3個事關行業發展的問題:一是繼續優化PE/VC的發展環境;二是加強制度建設,其中比較重要的環節是包括PE/VC在募資過程中會不會演變成非法集資,進而影響社會穩定,以及在投資時的行為規范;三是引導PE/VC的投資服務政府的政策目標。

  徐林表示,作為純商業化的投資機構,PE/VC在運營時與政府的政策目標本來沒有必然聯系,但中國的經濟模式決定了兩者可以有一些交集。比如,在幫助傳統產業轉型和扶持新興產業發展上,政府希望引導包括PE/VC在內的社會資金參與進來。

  目前,我國尚沒有專門針對PE/VC的管理辦法。“在建立行業規范方面,我們取得了若干進展,但有些問題需要繼續討論完善,目前還沒有結果。”徐林說。

  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也認為,PE/VC行業如果完全放任自流,不利于行業的發展。“但是中國的情況比較復雜,有很多問題需要權衡,所以規則出臺將是比較漫長、比較復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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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收政策應鼓勵長期投資

  “通過稅收政策將PE/VC導向長期投資領域是一個可行的辦法。”郭戎說。

  業內研究也認為,從鼓勵創新創業角度看,目前我國擁有良好的政策環境,但政府參與不宜過多,而應該完善相應的配套措施。如美國因為創投機構長期持有股份,回報周期比較長,因此在被投公司上市以后可以享受比較優惠的稅收。由于創業投資是風險性很高的投資,投資初期往往處于虧損狀態,甚至很多項目徹底失敗,因此應盡快出臺和完善符合創業投資行業特點的創業投資稅收優惠政策體系,對創業投資基金的管理機構以及管理機構的個人股東給予所得稅優惠。

  “從總體上看,稅收政策對于長期投資行為的影響力非常大。美國風險投資的幾漲幾落都和當時美國資本利得稅和所得稅的政策的調整緊密相關,而這兩種稅收在美國都是針對長期投資的。”郭戎說。

  事實上,我國已經針對公司型創業投資企業出臺了應納稅所得抵扣政策,但條件之一是被投企業需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在投資后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應自其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年度起計算創業投資企業的投資期限。

  “現在看來,這一稅收優惠政策相當有限,應該可以再擴大。”郭戎說,尤其是新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實施后,企業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難度加大,也因此壓縮了創業投資的稅收優惠空間。

  也有業內人士指出,目前我國對公募證券投資基金一直實行超優惠稅收政策,不僅在基金環節無需繳稅,而且在投資者環節也無需繳稅。相比之下,對原本需要特別鼓勵的創業投資基金,盡管國家財稅部門針對公司型創業投資企業出臺了應納稅所得抵扣政策,但由于雙重征稅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以至于其實際稅負要遠遠高于證券投資基金。

  “據我們調研,目前我國有科技含量的、有成長潛力的科技企業數量不會超過20萬家,對投資這20萬家企業的創業投資實行稅收優惠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郭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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