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切勿失控

　　撰文/潘青山

　　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欄目于10月18日播出《告別煤老板》節目，開始關注山西“煤老板”的生存問題，并得出結論：山西再無“煤老板”。

　　從將煤礦“產權明晰”給個人，到將煤礦“兼并重組”給國企，山西只用了4年。這場中國規模最大的企業重組正讓數以千計的“煤老板”們退出歷史舞臺?？梢哉f，山西省對小煤礦的國有化處理，是新世紀以來“再國有化”進程中的一個最為典型的案例。

　　盡管“煤老板”過去在媒體形象上一直不被人待見：暴發戶、豪華車主、小煤窯爆炸、京滬炒樓團……但不管怎么說，每一位“煤老板”，其實都是一家符合國家法律、擁有正式執照的民營企業主，他們的正常權利應受到法律保護。不過，在“國進民退”的大浪潮下，已經很少有人會去認真考慮這些了。應山西省政府要求，11月份這些煤企改制工作將全部通過驗收。

　　從學術意義上來說，在自由競爭性市場，“國退民進”與“國進民退”并無對錯之分，“國進民退”是一種經濟表現：國有經濟在某一或某些產業領域市場份額的擴大，以及民營企業在該領域市場份額的縮小，甚至于退出。但現在我們所講的“國進民退”，除了上述內容外，還表現為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或者說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強。

　　隨著國有經濟在重要的基礎性行業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且集中度也越來越高，如石油石化、鋼鐵、金融、電信、鐵路、民航、煤炭等，甚至連食品業也出現了集中化，那些中小型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們，正處于一種無處安放的狀態。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1～8月份，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2985億元，同比增長33.0%。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投資48729億元，增長39.9%。從行業來看，政府基建投資仍是主力：鐵路運輸業投資3106億元，增長103.5％；與基建相關的煤炭、有色金屬投資分別增長36%和20.7%，電力投資增長23.5%，均保持強勁。

　　這種“國進民退”就帶有了很強的“逆市場化”取向，無論是從改革的進程來看還是對經濟的影響來看，都帶有極大的消極影響。國務院參事室特邀研究員、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顧問保育鈞甚至就此發出警告說，前蘇聯、東歐把經濟資源都控制在國家手里，結果垮臺了；而西方國家都控制在老百姓手里，結果發展繁榮。

　　事實上，“國進民退”引起人們如此擔憂，最為害怕的就是市場經濟出現倒退。過度“國進民退”，必然會導致市場化倒退，降低經濟效率。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中，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競爭的優勝劣汰為手段，以實現資源充分合理配置，達到效率最大化的機制，而不是以國家手段來推動。

　　市場化意味著對經濟的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強管制。然而，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政府開始以“大包大攬”的形式振興十大產業，“國進民退”出現全面冒頭。

　　商界、學界對于“國進民退”的憂慮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會進一步加劇對民營資本的排擠和不公平競爭，擠壓民企生存空間，打擊民營資本的信心；二是不利于就業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三是單以企業規模論優劣，不利于充分發揮經濟效率；四是不利于經濟模式的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難以擴大內需以及減少出口和投資的依賴。

　　從世界各國經驗來看，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利潤率都遠不如民營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般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效率雖低，但還能維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維持都難。把國企一統天下的地盤分出來，進行“國退民進”的改革，就是市場化改革過程的必然結果。換言之，國企如果能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中國就根本不需要改革。因為早在1950年代，我們就以“一大二公”的名義，讓全國吃上“大鍋飯”；甚至在新中國建國之前的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即在“天下為公”的牌坊下，建立起了國家及官僚資本經濟制度，最后拖垮了國民黨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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