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清：中國銀行業從大到強 布局國際市場

　　本刊記者 于穎 楊練/文

　　無論從經濟規模、經濟競爭力，還是從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而言，中國已逐漸成為全球經濟大國。但作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金融競爭力卻與其經濟大國地位仍不相匹配。

　　構建一個具有強大資源配置功能的現代金融體系以實現大國金融與大國經濟的匹配，是中國金融業所面臨的戰略使命。

　　經過十幾年艱苦卓絕的金融業改革后，中資銀行從曾被海外認為是技術性破產到現在讓全球刮目相看。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市值、凈利潤、存款等多項關鍵指標雄居全球第一，提升了中國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業的國際地位。

　　但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不僅看銀行的資產、資本、市值和利潤，更要看金融產品的創新能力和服務能力、品牌影響力、制定金融標準的能力和人才的國際化，這正是中國金融業必須要努力的方向。

　　作為金融立國的踐行者，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接受了《證券市場周刊》的專訪，就金融業競爭力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

　　隨著中國農業銀行(601288.SH，1288.HK)于2010年7月順利上市，截止到2010年10月，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按市值計算已經穩居全球銀行業排名前六，其中，中國工商銀行(601398.SH，1398.HK，下稱“工行”)獨占鰲頭，以市值、凈利潤、存款等多項關鍵指標雄居世界第一。

　　盡管中資銀行在資產規模、服務、產品創新及其他綜合實力上與匯豐等極負盛名的全球性銀行還有很大的差距，但這并沒有妨礙以工行為代表的中國銀行業把目光更多放在海外國際市場；“走出去”不再是一句口號、一個概念，而是腳下那漸行漸強的行進聲。

　　然而，多少中資企業海外投資、并購的巨額學費證明，走出去易，站得住、發展好難。特別是在歐美大銀行經歷近百年海外拓展、充分競爭，確立了統領國際金融格局地位后，后來者經常被視為“侵入者”而受到巨頭們的圍攻。瞻前還要顧后，畢竟，幾乎所有國際性銀行都在緊鑼密鼓地在中國境內搶灘布局，參與并分享中國經濟高增長、國際化的成就，這種挑戰絕非以往的“內戰”可比。

　　自鄧小平同志于1979年講到“要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始，30年的金融改革，如何從小到大、從大到強、從創造銀行個體競爭力到提升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業競爭力，已經成為新一代中國概念下金融家們的追求。2010年12月30日，駕馭著13萬億元人民幣資產金融航母的掌舵人——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接受了《證券市場周刊》的獨家專訪。他以一個長期工作在一線的實踐者的切身體會及一個管理學博士嚴謹的邏輯分析，就中國銀行業海外擴張的動機和原因、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途徑和方法等前沿問題進行了深刻、透徹的剖析。從平和的語氣后面，不難看出這位銀行家所關注的問題已遠遠超出了他所服務的機構，更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力圖鑒往知來、金融立國的踐行者內心的抱負。

　　大不等于強

　　真正的全球性銀行其實并不多，匯豐、巴克萊和花旗比較典型，但在金融危機中都受到了重創，后兩者還收縮了全球戰線?？偟膩碚f，建成跨國銀行是工行一個長遠的目標，目前工行正處在從國內銀行走向國際銀行的路上，要成為全球銀行，工行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證券市場周刊》：目前工行已躍升為全球第一大市值的銀行，如何理解市值第一的含義，在你的心目中，大是否就意味著強？

　　姜建清：大當然不等于強。

　　銀行的大是有客觀標準的。一般而言，金融業評價一個銀行大小強弱的標準有五項。

　　第一是市值。市值是資本市場對銀行價值的反映，較高的市值實際上是投資人對銀行基本面、投資價值的認可和判斷。但銀行的競爭力并非完全可以用市值概念全部體現出來，銀行的核心競爭力是其綜合實力的總體反映。

　　第二個指標是盈利能力。這是銀行競爭力的綜合反映，要達到某一利潤標準，一定是銀行整體戰略、經營規模、經營能力、風險控制等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目前在市值和盈利這兩個方面，工行已經是世界第一。

　　第三個指標是總資產。到2010年底，工行總資產將超過13.5萬億元人民幣，折合美元2.1萬億元，大約位列全球第十。目前全球資產排名第一的銀行是法國巴黎銀行(BNP)，總資產達到3萬多億美元。我曾和BNP全球CEO談及，“我們是全球市值和盈利最大的銀行，你們是全球資產最大的銀行，我們要加強合作?！盉NP的CEO開玩笑說寧愿跟我們換位置。因為在銀行家心目中市值和利潤比資產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內涵。

　　第四個指標是資本，特別是核心資本。在最新的全球銀行監管新政中，充分表達了對銀行資本的重視，資本充足表明了銀行的實力及未來發展的能力，甚至是投資者對它信任與否的測試器。目前在全球銀行一級資本排名中，工行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七名。

　　第五個指標是銷售收入。這項指標在銀行業內衡量有一定意義，跨行業衡量意義不大。在以銷售收入為標準排出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工行在全球銷售收入排名是87名。銀行排名比較靠后是因為這個行業的特殊性造成的，銀行的銷售收入是利息收入，其他行業則不同。比如，商業零售業銷售收入很大，但毛利率卻很低，一般只有3%-5%，而工行利潤的構成有接近50%來自利息收入。

　　上述量化指標中，前三項指標更能反映銀行綜合競爭力，因此也更重要。關于銀行真正的“強”，沒有精確的定量指標，我們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市場和品牌影響力及人們主觀的心理指標。服務、創新和管理能力、經營發展和盈利的可持續性，以及它對一個國家，甚至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及作用等，這都是銀行“強”的參考指標。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對上述指標加權后做了個排名，其中還是市值、資本等指標占的權重比較大，在這項排名中，工行位列全球第一。

　　《證券市場周刊》：從大到強的差距表現在哪些方面，中國銀行業如何跨越這一差距？

　　姜建清：每個銀行都應該有它的定位和擅長，各項都強的是全能型的，那得是《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那樣的角色，是很少見的。

　　全球現有銀行主要分為幾大類：本土銀行、全國銀行，在之后出現了國際銀行，再往上發展是全球銀行。我并不認為所有銀行的發展目標都應該是國際銀行或者全球銀行，在銀行現有生態環境下，如何選擇發展目標取決于銀行的資源稟賦和能力——銀行自身的定位非常重要。

　　我們可以看到，國內很多銀行都以全國性銀行為發展目標，這種選擇可謂塞翁失馬。具體到某一家銀行，如何定位，取決于管理層未來能否達到既定的目標，并且由董事會來決定，監管機構做出市場準入的審批。我不能評判具體某一家銀行的行為和發展目標是否正確，我只能說，無論是大還是小，強更重要。強，可以表現在主戰場，也可以表現在細分市場。中國已經有一些中小銀行，在細分市場中就做得非常好。

　　前面我說過，強是綜合競爭力，要變強，就得根據自身的資源秉賦找出突破口，循序漸進。這不像百米賽跑那樣比爆發力，更像跑馬拉松，比的是耐力，當然，方向不能跑錯。

　　《證券市場周刊》：國際化似乎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不可回避的問題，如果中國的銀行參與全球競爭，是從單項入手還是全面推進？工行在其間能夠扮演什么角色？

　　姜建清：按名義GDP計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按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的測算，中國將在2027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一定需要一個強大的金融體系作支撐。

　　國際金融競爭力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相輔相成。從世界各個大國的經濟發展史來看，金融業的興起都相應地促成了國家競爭力的強大。即使從意大利、荷蘭等小國的崛起來看，也是如此。銀行的起源地就在意大利；荷蘭最早設立了證券交易所；英國利用金融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大家公認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為現代中央銀行的鼻祖。我們常常開玩笑，政府融資平臺不是我們發明的，1694年英格蘭銀行誕生之日就是英國政府融資平臺；法蘭西銀行的誕生要比英格蘭銀行的誕生晚106年，巧合的是法國的經濟崛起也比英國晚一百年。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英國都是全球金融霸主，在這期間英國也保持了“日不落”的強勢地位。等到美國經濟崛起時，美國順勢占據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更需要強大的金融體系，無論是從經濟規模、經濟競爭力，還是從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而言，中國已逐步成為全球經濟大國，但中國金融競爭力與其經濟大國的地位仍不相稱。構建一個具有強大資源配置功能的現代金融體系以實現大國金融實力與大國經濟規模的匹配，是中國銀行業面臨的戰略使命。

　　跨國銀行僅僅是強大金融體系的組成部分，后者還包括國際貨幣、金融市場、國際金融體系和規則制定參與度等很多方面。單從中國金融發展階段看，迫切需要大型的跨國銀行。從現有條件來看，無論是總體實力、內部管理、風險控制，技術手段及人才儲備，還是已經走過的十幾年國際化的實踐，工行已經初具成為跨國銀行的條件。

　　從規模上講，算上最新獲得中國銀監會批復的在巴西、秘魯和印度設立的分支機構，工行目前已經在全球31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分支機構，這一數字已經與中國銀行持平。如果算上收購南非標準銀行后與現有海外設立的機構不重合的20多個國家，目前工行海外分支機構已經覆蓋全球50多個國家。由于我們的現金管理等業務都是全球聯通的，工行已經當之無愧地成為中資銀行機構分布最廣的跨國銀行。工行國際化的重要背景，是跟隨中國經濟的全球化，特別是伴隨中國制造業“走出去”而“走出去”的。

　　環顧全球，真正的全球銀行其實并不多，匯豐、巴克萊和花旗是比較典型的，但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都受到了重創，后兩者還收縮了全球戰線。目前，工行正從全國銀行走向國際性銀行，但要成為全球銀行，工行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證券市場周刊》：有分析認為，中國銀行業近兩年的穩步發展是因為“它們是金融危機的受益者”，在歐美銀行受次貸危機遭遇重大損失之時，中國未向市場開放的國內市場和中國銀行業較少的海外資產比例使其僥幸獨善其身，并非中國銀行業真實實力的反映，中國銀行業其實需要反思，你如何看待這種論點？

　　姜建清：從銀行業本身的發展規律來看，隨著中國經濟逐步走向成熟，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將繼續推進，本土盈利和發展空間勢必收窄。中國商業銀行勢必要加快轉型步伐。繼歐美發達銀行在50多年前走向世界后，中國金融業也必將重復它們的發展歷程。

　　中國銀行業國際化發展正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機遇，自2005年陸續上市后，中國大銀行的發展與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幾乎同步進行，在解決了歷史遺留不良資產問題、引進戰略投資者以及成功上市以后，中國銀行業的公司治理、資產質量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和提高。這是中國銀行業能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遭受較小損失的重要基礎，是經歷改革后的中國銀行業實力得以提高的重要標志。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帶來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大分化、大調整，為中國的銀行跨國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實體經濟“走出去”和“產能輸出”的戰略為中國跨國銀行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推動力。

　　中國正處在資本輸入走向資本輸入與資本輸出并行的轉變期。一部分中國企業正由跨國經營向跨國公司轉變。銀行國際化的目的在于為國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延續服務，同時，跨國銀行又有引導公司全球化經營的作用，即銀行既是“跟隨者”又是“引導者”。

　　從大到強

　　中國銀行業有一個誤區——認為在海外設立一個機構，就是國際化——這是最大的錯誤，很多海外機構根本沒有理解國際化的真諦，國際化的要義是銀行要真正成為當地重要或主流銀行。

　　《證券市場周刊》：即使經過最近幾年的海外擴張，中國銀行業整體國際化程度仍較低，海外機構布局水平和海外資產占比均較低，中國銀行業拿什么走出去，靠什么本事成為當地的主流銀行？

　　姜建清：中國銀行業有一個誤區，認為在海外設立一個機構，就是國際化——這是最大的錯誤。中國的銀行在海外開設機構，并不是簡單地辦幾筆結算，找當地華人辦的企業放幾筆貸款就能存活了，這樣的海外機構根本沒有理解國際化的真諦。

　　在我看來，銀行國際化的要義是要成為當地重要或者主流的銀行。我們非常不愿意看到，二三十年后，中國的銀行在海外租用辦公大樓的外國看門人都不知道樓上是哪一家銀行。有些中資機構“國際化”，僅僅是在海外租用的公寓里，當個“寓公”，這只是海外的接待站，而不是企業國際化。

　　不僅僅是銀行業，包括所有已經和即將準備到海外發展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在海外設置機構，一定要確定經營目標，比如要對該機構的銷售收入、利潤、ROE、ROA以及競爭力等多項指標進行考核。對于試圖成為跨國銀行的機構的考核，要求就是要成為當地的主流銀行或重要銀行。我認為主流銀行的標準就是你的業務指標要在當地市場的排名進入前六名，而重要銀行相應的業務指標排名要進入前十，或者在細分市場上進入當地市場前三名。在新興市場這些目標經過努力是可以達到的。

　　工行在海外正努力向該目標邁進。在香港市場上，工行已經躍升為當地第五大銀行；在澳門是第二大銀行；通過收購，工行在印尼的市場排名從最初的122名已經升至第43名，三年超越了60多家銀行；在泰國收購ACL銀行后，工行已進入當地商業銀行第14名的位置。在一些主要的產品線，如海外人民幣業務，我們更要成為當地市場的領導者。

　　工行會朝著“具有全球商業銀行競爭力”的方向去努力，這是我們一直想做的事情。雖然我們并不一味追求排名先后，但這是一個競爭力提升的過程，我們也不僅僅以利潤指標作為國際化成功與否的單一指標。我們更看重的是競爭力的提升，使工行成為當地和中國經濟聯系的橋梁。

　　《證券市場周刊》：最近幾年，工行在海外布局設點進行擴張的步伐明顯加快，如在南非、印尼、中東甚至歐美都有分支機構，在這一過程中，你們是如何

　　“跟隨”與“引領”的？

　　姜建清：中國金融業走出去有兩種方式：一是跟隨。即跟隨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為他們提供金融延伸服務(如果不跟隨的話，優秀的中國跨國公司走出去就會成為銀行本土資源在海外的流失，最終也將會導致在國內銀行市場的資源流失)；二是引領。我們不能忽略的是，除了一些大型企業，很少有企業有能力全面掌握全球的信息和機會，特別是對中小企業來講，海外信息的不對稱性更高。一個好的銀行應該可以成為企業的橋梁和耳目，就像中國童話故事中的“千里眼”和“順風耳”，這對銀行來說并不難，銀行所做的僅需要將兩地供需撮合起來，商機就在其中。

　　比如我們在一個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建立了分支機構后，與該國政府高層接觸時發現，由于該國經濟不發達，對外出口免稅不說，還基本上不會被反傾銷，于是我們將這一信息反饋給有意去國外發展的中小企業，當然受歡迎；我們也經常組織中資企業考察團走出去與外國政府和企業對話、洽談投融資項目。幾乎每次都有很實質性的收獲，很多項目都是由此類活動開始起步后進行深入溝通的。當工行擁有全球的網絡時，我們把全球的信息整合起來，就能夠為現有400萬個公司客戶挑選最恰當的商機，這是銀行難以復制的競爭力。

　　新興市場的高速增長為中國跨國銀行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突破口。亞太、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高速成長，與中國經濟的高度相關性及其對中國銀行業的開放態度為中國銀行業的海外發展帶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成為中國銀行業海外發展的首選地區和重要的盈利來源地。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在這一國際化轉變進程中的各種風險。

　　《證券市場周刊》：但是，中國很多已經具備了很好的商業素質的企業(包括銀行)在海外擴張和并購過程中仍然犯了很多錯誤，也付出很大代價，結合工行的實踐經驗，你對中國銀行業海外并購有什么忠告？

　　姜建清：10年來工行在海外已完成了10次并購，至今沒有一次失敗。其實相比新設機構，銀行的并購更復雜——因為機構文化沖突更棘手。只有前期的并購、后期的整合兩個階段都成功才叫成功的并購；而并購的失敗無一例外都是后期整合的失敗。

　　比如戰略的失誤，緣于收購方對為什么并購事先考慮得并不深入。所以我對于海外并購的忠告就是，如果你沒有清晰的戰略目標，沒有做好并購后整合的充分準備，就絕不要貿然出去。一項海外并購(也包括本土并購)，如果不符合銀行自身的發展戰略，即使完成了收購，之后的整合也會失敗。

　　曾經有很多學者建議，并購后一定要沿用外國人管理，理由是中國人不了解人家的文化、法律，依中國的銀行管理經驗根本無法管理人家。這樣的說法有些教條，我不表示贊同。若并購時你是一個財務投資者，只投小股權，當然或只能由外國人對公司進行管理。一般被收購的機構若原本就有很高的管理水平，經營狀況很好，多數情況下大股東也不會愿意出售控股權的。

　　但若你一旦成為了大股東，就一定要接手管理。道理很簡單，收購后的整合，必須靠母公司輸出資源，除了資金、業務，更包括文化、管理的協同。工行在海外收購基本是控股權和管理權收購，這樣做一方面利于企業戰略延伸，另一方面就是在管理方面可以“合縫”。當然，考慮到所在國的各種因素，工行會大量使用本地高管人員和本地員工。工行現有4700多名海外管理人員和員工，其中有4300名高管人員與員工是當地人士。在工行的所有收購中，只有南非標準銀行是個例外(工行只參與其董事會)，南非法律規定我行持股比例不能超過20.5%，這是一個原因；另一方面，該行管理層的素養得到了我們的充分認可。

　　工行海外并購后，一般先要看是否可以沿用原有管理層的構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一定會堅持走輸出管理之路。在每一項收購完成后，首先要更新IT系統，這套名為FOVA的系統是工行自主研發的，在完成IT系統改造后實現全球聯網，使得這家銀行馬上就可以融入工行全球業務支持的系統中。這種做法是基于“榕樹理論”。

　　跨國公司可以描述為是一個“大榕樹”，不管當地是貧瘠還是肥沃的土壤，只要你有根須，你的分支機構就可以得到整個“大榕樹”及其根須的營養傳遞，包括客戶資源及信息的傳遞，這其實是跨國公司供應鏈的概念。工行紐約分行開業僅一年，其美元的清算量就超過6600億美元，如果單單靠一個獨立的機構根本不可能實現這樣的業績，這就是“大榕樹”的作用，這也是工行在美國發展的有利條件之一。

　　《證券市場周刊》：這有點像下圍棋，輸贏靠的是全局，布下的每一粒棋都不能是一個孤子。

　　姜建清：過去我們的“大榕樹”在國內很肥沃，一伸至海外，就根須斬斷了，內外之間有一堵水泥墻，阻隔了根須向外伸長，無法很好地實現內外融合、資源共享。很多外資銀行就是利用了中國銀行業在跨國網絡方面的弱點，只要中國的企業一到海外，就立即用他們自己的根須對接上，極大地成就了外資銀行?？梢赃@么講，不是外資銀行做得多么好，而是我們做得太差。當然，當時中國經濟的全球化程度和中國的銀行管理能力也不及，這也是我們在發展階段所必須經歷的痛苦過程。

　　工行的國際化道路也經歷這樣的階段，如1993年工行在新加坡設立代表處，后來成為新加坡分行。我們有幾個這樣的機構曾一度成為工行在海外的“孤島”。沒有全球的IT系統支持、沒有全球產品線供應鏈和國內外機構信息、資源共享，基本上成為海外的城市信用社。后來隨著時間、經驗的積累，我們建立了全球化的網絡，建立了全球產品線和內外互動機制，在中國研發一個產品，可以全球共用，同時也分攤了研發成本?？蛻糇叩侥睦锒加泄ば械姆?。

　　一般來說，銀行的每一個海外分支機構不過五六十人，根本不能儲備大量的IT專業工程師，工行的信息化是由國內輻射全球的。在國內我們有12000多名專業IT工作人員，當我們收購或新設立一個機構后，他們就會被派往當地，更新或建立與總行聯網的IT系統，培訓員工，完成任務后再轉往下一站。他們常常提著工具包，不停地到海外每一個分支機構建立、維護網絡。在產品方面，除現有的十幾條產品線外，工行未來的目標是將現有人民幣產品的十幾條產品線延伸到海外去。

　　因此，僅設立海外分支機構，這不是中資銀行的國際化，要在海外的主要金融業務中，有你的主流市場，有你的市場地位才行，最終的檢驗是你的盈利、質量和競爭力。工行18年的海外實踐證明：這不是不可行的，只是需要正確的戰略，需要科學的執行，還需要時間和耐力。當然更重要的是，沒有強大的母國經濟基礎做依托，中資銀行不可能成為跨國銀行。

　　《證券市場周刊》：金融改革，必須依托自身金融實力的增強和配套的改革。再往下走，就是人民幣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們都希望人民幣早日成為國際貨幣，擁有一定的話語權，但實際障礙還很多，包括匯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等，在這一過程中，中資銀行一方面希望市場放開，同時又面臨挑戰，在資本賬戶完全放開之前，人民幣國際化怎樣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漸進發展？

　　姜建清：在經過十幾年來艱苦卓絕的金融業改革后，中資銀行從曾被海外認為是技術性破產的機構到現在讓全球刮目相看，我們能感受到西方實實在在的褒揚，但我們自己仍須保有冷靜的思考：金融改革及監管的推進和完善，在中央“十二五”規劃中已談及，這是中國在未來十年必須要突破的關口。利率市場化是重要的金融價格工具，對于調劑市場資源配置，提高市場資源配置效率，這是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毋庸置疑。但改革的差異在于，推進的時間表。

　　目前，中國金融業的狀況是，國有大銀行的凈息差大約在2.3%－2.4%的水平上，這與歐美大型銀行凈息差水平相差無幾，但歐美銀行的盈利結構與我們不同，它們不那么依賴存貸款，總資產中的信貸資產不超過40%，以工行為例，總資產中的貸款占比接近50%。

　　在市場資源配置中，中國金融業存在“三高”的問題：間接融資占比達到70%以上；銀行體系貸存比過高；貸款資產占總資產比例過高。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利率市場化改革與金融改革不能同時推進，或者利率市場化改革推進速度突然加大，金融機構的利潤會驟然下降，特別是貸存比過高的銀行將率先受到盈利的沖擊，因而會導致全社會資源配置的風險。

　　因此，在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之前，要想辦法引導企業多采取直接融資方式，讓大型企業通過債權融資來替代銀行融資。未來對政府融資平臺也可以進行改革，如通過地方發行債券方式把地方政府的負債透明化，利用其債券價格與融資成本與政府的財政能力、負債水平的關聯性實現硬約束。這樣可以改變主要依靠銀行貸款實現市場資源配置的現狀，為未來利率市場化創造市場環境。同時允許銀行參與債券市場融資獲得收益，降低利差在銀行收入結構中的比例。通過這樣漸進方式才能有序、平穩地推進利率市場化。

　　以工行為例，目前的收入結構是“6：2：2”的比例，即60%的利潤來自于存貸款收入，20%的利潤來自于手續費和傭金收入。另外20%來自于債券投資與交易的收益，我們希望漸進改變為5：2.5：2.5，十年后的比例是4：3：3，最終這一比例將調整到接近歐美主流銀行收入結構的比例，這一轉變的過程中，中資銀行受利率因素的影響在逐漸地降低，這樣在整個市場利率化漸進推進中，既考慮了銀行業的承受力，也實現了資產配置的調整和優化，同時促進了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

　　目前看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任重道遠。在境內，中國對于資本賬戶中除了直接投資以外的其他投資仍存在較多限制，難以滿足境外機構或個人人民幣持有者將資金調回境內進行保值、增值、避險等需求。

　　在境外人民幣離岸市場上，金融機構所能從事的人民幣業務種類較少，人民幣債券市場規模尚小，人民幣衍生工具匱乏，現有境外人民幣的投資保值功能欠缺，所以境外貿易伙伴如果持有人民幣，難以像持有美元或歐元等國際貨幣一樣在國際市場上找到豐富的投資避險工具。

　　《證券市場周刊》：一般而言，貨幣全球化是一國國際金融競爭力的重要體現，當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尚未占據主導地位、人民幣國際化剛開始起步的情況下，像工行這樣的大銀行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

　　姜建清：由于工行的戰略目標是建成國際一流的商業銀行，因此我們所有統計指標以及橫向的比較，都是與全球銀行業對比。目前工行與基金、保險相關的托管業務在全球排名第十五位。在信用卡業務上，工行信用卡發卡量已經達到了全球第四，我們的目標是信用卡發卡量、透支額度、消費額及質量指標在三年后爭取達到全球第一。

　　貨幣全球化是金融競爭力中最主要的競爭力之一。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以美元為核心的信用本位制，使其具有了主權貨幣和國際結算貨幣的雙重身份，但卻缺乏必要的國際約束和協調機制。最近美國為了解決國內的經濟不景氣和高失業率，在國內繼續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作為全球貨幣，美元外流使得全球金融市場波動，使得新興市場資產價格、大宗商品價格提高，這就產生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職能和美國國內貨幣政策的沖突與對立問題。

　　在現有條件下，我對全球貨幣體系改革的建議是：第一，在全球各方力量的協調下，發揮對全球儲備貨幣應有的約束；第二，全球貨幣體系應該多元化。歐元的出現本身是希望對原有單一國際貨幣體系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改善，但歐元現在也面臨一定的問題，人民幣應該進一步走向國際——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僅今年工行人民幣跨境清算已達到1000多億元人民幣，將來還可以發展到投資項目項下(現在只有在貿易項目項下)，我們希望未來人民幣能成為全球信貸幣種選擇之一和資本市場融資的計價幣種。

　　當前迫切需要研究的是境外人民幣回流機制，因此要建立境外人民幣金融市場，提供包括人民幣的固定收益類、權益類和衍生品產品。商業銀行要為此類產品設計定價模型、交易工具，中國大型銀行遲早要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做市商，這也是中資銀行國際化與人民幣國際化互相推進的過程。

　　當然，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也存在風險，畢竟人民幣資本項目項下還沒有實現自由兌換，屆時海外熱錢是否會通過人民幣回流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如何漸進開放、如何防范風險都亟待解決。也許隨著將來中國外匯資本項下逐漸開放，有些問題會迎刃而解。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隨著境外人民幣流通總量越來越多，國內的貨幣流通量就需要考慮扣除海外流通這部分的貨幣供應量。美國現在遇到的問題，中國屆時也會遇到。同時，人民幣全球清算還需要提早研究。中國的跨國銀行應該在人民幣清算的方面發揮作用。人民幣國際化也對中國商業銀行帶來了全新的挑戰。人民幣逐步走向國際化將使境內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從國內轉向國際，來自國際市場的資產和負債在資產負債表中的占比也會越來越大。而且，全球流動性管理的難度更大。人民幣國際化對商業銀行的全面風險管理、資產負債管理、信息系統建設、國際清算服務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證券市場周刊》：大行在培養國際競爭力的同時，首先要在國內具備很強的競爭力，內外競爭力的差別與共性都有哪些？雖然在金融危機中表現搶眼，但中國金融市場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仍較為滯后，中國的銀行業如何進一步加快金融體系建設以適應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呢？

　　姜建清：以與美國比較為例，目前中國金融體系資產規模遠小于美國，人均金融指標差距也較為明顯。從中美比較的結果看，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快金融市場和金融競爭力建設以適應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內外金融機構競爭力的差距主要在于國際性大行都是綜合服務能力超強的銀行，表現在業務綜合經營、風險控制能力和金融創新及產品、服務能力方面的領先。

　　雖然近幾年海外發展步伐加快，但中國銀行業國際化經營程度仍較低，一般全球性銀行網點覆蓋率在80個國家左右，中國銀行業遠低于這一水平，且海外資產和海外貸款占比也較低，離成為所在地的主流銀行尚有不小的差距。

　　在經濟一體化、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伴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后衍生出來巨大跨境金融服務需求能夠提供相應的供給，中國銀行業要積極推進國際化經營戰略，加快境外機構布局，拓寬業務領域，努力提升跨境金融服務能力。

　　海外發展的本意是提升銀行的整體競爭實力，它包括內外兩個競爭力，不能因為一味海外擴張而丟失了自己的本土市場，甚至喪失了在國內的核心競爭力，任何一個跨國銀行都是在內外兩個市場均具有強大競爭力的銀行。

　　強的多種表現形式

　　其實，我們沒有犯錯的地方，恰恰是我們最欠缺的地方。我們因懼怕風險而不敢介入有風險的領域，遲早有一天，當我們“被參與”、“被加入”的時候，就會陷入全盤被動。這是我們在創新領域需要高度重視的。

　　《證券市場周刊》：身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成員，你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國在參與金融國際規則話語權方面的現實處境，是否如外界所說的“中國的訴求是處于別國制定的游戲規則中”？

　　姜建清：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不僅看銀行的資產、資本、市值和利潤，更要看金融的產品和服務能力、金融創新和品牌影響力、金融標準和人才的國際化。因此，不能高估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力，也不可低估歐美金融機構的強大復蘇能力，國際金融監管新法規給了它們喘息期。

　　西方對現行國際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是不以影響歐美尤其是美國對全球金融的領導權和其現有的利益格局為前提的。無論如何變革，歐美是不會放棄其金融經濟的本質，國際金融監管的改革最終是會符合美國和西方的根本利益，并主導世界經濟金融的新秩序，同時新的規則也很有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未來金融快速趕超的羈絆。

　　中國應更多地參與全球金融規則的制定，提升我們的話語權。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組織活動，維護自身權益，而不是置身事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信用評級話語權是提升一國金融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掌握了它就掌握了金融市場的定價權。中國評級機構起步晚，相關立法滯后，缺乏統一的行業規范，與國際同業比較，其業務規模小、市場地位低、公信力和影響力不足，中國的信用評級進入國際市場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但中國也應該著手發展壯大自己的評級機構，亞洲的資本市場發展非?？?，中國更是異軍突起，發展中國資本市場，要高度重視信用評級體系的建立。開始可以基于中國市場，慢慢通過亞洲再走向世界。逐步積累國際公信力和影響力，盡管羅馬不是一天能夠建成，但每天都要努力。

　　《證券市場周刊》：2010年9月，巴塞爾委員會宣布實質性增加對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最低資本要求，以此為核心組成了《巴塞爾協議Ⅲ》，它對中國銀行業未來競爭力的提升有哪些方向性的引導，具體影響又表現在哪些方面？

　　姜建清：金融危機暴露了現有歐美各國的金融模式和文化的弱點，并受到了嚴重的挫折和質疑，新興國家的經濟金融成長與歐美開始分化，新興市場金融力量正在崛起，對中國銀行業而言，這既是機會，也是挑戰。

　　《巴塞爾協議Ⅲ》的出臺從某種程度上是對本輪危機的一種反思。事實上，危機前資本充足率指標已經很難反映國際大型銀行的實際自有資本狀況。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研究如何更精確地計算資本充足率指標的分母(加權風險資產)，通過內部評級法、風險計量等各種方式力圖精準反映，但實際出問題的是分子(資本)。對銀行一級資本的要求太低，且大量資本性工具的使用，導致銀行資本大量摻水，反映出來的是資本充足率虛高，難以真正抵御風險。

　　在此背景之下，巴塞爾委員會對資本充足率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特別是對核心一級資本(以普通股形成)提出了要求。由于資本充足率監管指標一定程度上的不完善，巴塞爾委員會還提出了杠桿率、流動性等指標。

　　而中國銀行業的問題與國外同行不同，中國銀行業的資本以一級為主，資本充足率指標基本反映了銀行資本狀況，事實上已經基本達到了《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在流動性和杠桿率方面，中國的監管機構提出了嚴格的監管指標，中國商業銀行也基本達標。

　　在中國銀行業正處于快速發展進程中遇到國際監管環境的趨緊，對中國銀行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銀行業必須實現轉型，加強資本約束，走向資本節約型業務發展道路。同時，過快的規模增長也受到約束，通過規模增長帶動利潤增長受到限制，商業銀行需要開辟更多的盈利渠道。而且，新的監管框架也對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對流動性風險的監控。

　　《證券市場周刊》：本次金融危機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進行金融產品創新及過度使用杠桿，面臨《巴塞爾協議Ⅲ》和國際化開放等新問題，中國銀行業如何權衡創新和風險？

　　姜建清：本輪金融危機的發生有歐美金融機構過度創新的問題，但并不能說我們就要摒棄創新、因噎廢食。事實上，中國的情況與國際上有許多不同。相對來說，中國金融行業的發展程度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不是創新過度而是創新不足。中國目前還有大量的金融需求沒有滿足。

　　從金融創新的歷史來看，創新和風險是相關聯的——國際上最早金融創新的目的是增加收益，同時回避金融監管的規定并尋找新的發展領域。

　　中國這些年的風險控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風控主要是針對傳統商業銀行領域的。中國和西方金融體系差別很大，在國外，一些銀行像“食肉動物”(交易性銀行)，它們大量從事投機性交易，杠桿率很高，承擔較高風險，獲得較高收益。這類銀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普遍受到了重創。

　　中國銀行業更像“食草動物”(業務更傳統。從事的與實體經濟相關的金融服務)，高風險的交易業務在中國銀行業占比極低。但我并不認為在金融大潮中看到快淹死或者淹得半死的交易性銀行，我們可以高興地對他們說：看我們的日子多好過。其實，我們沒有嗆水、沒有犯錯，是因為我們根本沒有下水。我們沒有犯錯的地方，恰恰是我們最欠缺的地方。我們不去學習、不介入風險領域，就根本不懂得如何管理交易風險，遲早有一天，當我們“被參與”、“被加入”的時候，那些沒有下過水、不會游泳的人一旦被嗆水了，必死無疑，連掙扎的機會都沒有。好在在此之前，我們還有時間培養自己，但必須嚴格地進行風控，我們已經看到了別人是如何受傷、如何失敗的。在進入高風險市場之前，中資銀行的警惕性已經變得很高了，這是本輪金融危機帶給中國銀行業的最寶貴財富。

　　我們在金融交易領域需要高度重視的是要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統、定價模型和風險控制系統。通常中資銀行都是對外購買，“拿來主義”造成多個交易系統。這不能形成自身研發能力，長時間會受制于人。工行改變了這種狀況，工行與高盛合作最大的收獲是依靠它們的幫助，工行自主研發了金融市場交易系統，目前已經開發成功。它支持的不僅是外匯資產，還有人民幣資產的交易，支持大量創新產品包括復雜的衍生產品的開發投產，更重要的是開發了定價模型和風險控制模型。這可以支持我們更好地介入金融交易領域。更長遠的話，如果有能力，中國銀行和企業還應進入全球大宗商品市場?，F在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資源的需求國、黃金第二大消費國，但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場中我們沒有定價權。我們一些企業介入了這個市場，遭受了很大損失。但我們不可能通過不介入這個市場來躲避風險。我們需要學習的時間，但不必把海外市場想得那么難；也不能草率，只要思想上高度警惕和重視，找到合適的人，建立合適的機制，擁有充足的技術準備，假以時日，我相信將來中國的銀行和企業是可以成為國際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的重要和主要參與者的。

　　《證券市場周刊》：眾所周知，跨國銀行是金融競爭力的重要載體，歷史和現實經驗表明，跨國金融機構成為歐美實現國際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跨國金融機構如何實現與跨國企業“共同擴張，雙贏發展”，并通過國際化實現提升核心競爭力和戰略轉型的最終目標？

　　姜建清：近年來，客戶的跨境金融需求快速增長，客戶的國際化促使商業銀行不得不“走出去”。如果不能提供高效優質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務，中資銀行不但無法有效滿足客戶的國際化服務需求，甚至還會連帶喪失其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優勢。

　　2009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已突破2.2萬億美元；與此同時，“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迅速增加，截至2009年末，中國共設立了1.3萬多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分布在全球177多個國家和地區，投資覆蓋率達到72.8%。中國眾多外向型企業乃至跨國企業迫切需要金融機構能夠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以滿足其國際化發展需要。在此過程中，商業銀行只要積極“以客戶為導向，以需求為導向”，為其提供優質的全球金融服務，就能夠實現與跨國企業的“共同擴張，雙贏發展”。

　　戰略轉型對中國的商業銀行來說已是迫在眉睫。在中國銀行業市場全面開放使國內競爭國際化的趨勢日益升級、利率市場化和金融國際化已成大勢所趨的背景下，國內商業銀行必須通過加快推進戰略轉型來應對利差收窄帶來的收益下降風險，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國際化對商業銀行轉型是一種非常強的促進力，中資商業銀行只有在國際市場上真正與國際大行展開競爭，才能看到其核心競爭力的差距。大型中資銀行通過加快國際化拓展步伐、建立國際化的業務和網絡體系、積累國際化的管理經驗，能更好地實現組織架構、業務結構和公司治理機制等諸多方面的轉型與完善，最終建成國際一流的現代商業銀行。

　　《證券市場周刊》：最后一個問題，某國際大行高管曾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中國銀行業與國外銀行業的最大差距在于服務，并斷言：“就算工行的規模全球第一，賺再多的錢，其服務水平10年也追不上我們?！?/p>

　　姜建清：國外同行過于自信，但他們提的問題是對的。雖然有了很大改進，服務仍是工行的薄弱之處，表現在效率與產品兩個方面，我們也正在積極努力改善。我們正努力從縮短客戶在銀行辦理業務的時間和改善客戶體驗兩方面提高服務水平。

　　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仍然是客戶在柜臺排隊，特別是發工資日前后或者特殊的日子，排隊現象比較嚴重。由于面向各個層次，不同需求的龐大客戶群，我們的產品創新和整合，及針對特定客戶的合適的營銷仍有不足。

　　從手工時代轉為電子化的銀行服務，提高銀行效率而降低柜臺壓力，其中一個措施就是發展電子銀行。工行電子銀行交易額2010年已達到200多萬億元(包括網上銀行、電話銀行、現金刷卡、ATM機服務等)，58%的業務已成功從柜臺分流，我們的目標是幾年后達到80%的個人客戶使用電子銀行，目前有9000多萬客戶使用網上銀行。未來再通過工行的網上銀行普及，還會有幾千萬客戶會加入到網上銀行。工行還在積極開發手機銀行業務， 2011年我們還將開通Iphone手機銀行業務。

　　另外，提高效率必須要進行系統整合，過去的業務是按產品、按業務劃線，現在要考慮全部產品和業務的融合性，即要實現一個客戶通過一個綜合賬戶、一次輸密完成全部業務，這將涉及到工行全部業務流程的改革，我們將會率先在中國銀行業內實現這一改革，這將進一步縮短客戶在銀行的滯留時間。

　　某些外資銀行對自己原有的優勢估計過于樂觀，如果他們看不到中國銀行業服務水平必將快速提高的前景，就如當初他們已經做出中國銀行業已經技術性破產的誤判一樣，使得他們會在競爭中再次陷入被動。無論競爭對手是強還是弱，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過高估計自己，更不能看不到自己的弱點。

　　本刊記者張尚斌、閆蓓對此文亦有貢獻

　　姜建清簡歷：

　　擁有逾30年的銀行業工作經驗，自2005年10月開始擔任工商銀行董事長。

　　自2000年2月至2005年10月，擔任工商銀行行長；1999年6月至2000年2月，擔任工商銀行副行長；1997年6月至1999年6月，擔任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行長；1995年12月至1997年6月，擔任上海城市合作商業銀行(現上海銀行)行長；1993年1月至1995年12月，擔任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長兼浦東分行行長。

　　在1984年加入工商銀行工作之前，姜建清自1979年開始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姜建清自2000年6月起還擔任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1984年畢業于上海財經大學，1990年和1999年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學碩士、博士研究生畢業，并獲得工學碩士、管理學博士學位。

　　目前擔任上海交通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并兼任中國銀行業協會會長和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